经济

改革制度

西晋统一全国后，政治上趋于安定，但由于多年战争的创伤，老百姓生活依然很艰苦。特别是皇室和权贵们无限制地霸占土地，更加重了农民的苦难。如长安东南的蓝田县的“杂牌将军”庞宗就占良田几百顷，更不必说达官贵人。农民没有土地，豪门世族利用占据的田地肆意盘剥农民。为此，晋武帝把解决土地问题作为发展经济的重要内容，并在西晋初年实施了一系列改革。

晋武帝对改革十分严肃认真，为防止官吏们欺上瞒下、弄虚作假、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他做到有检查有督促有奖惩。如蓝田县令张辅为人正直刚强，有才干有魄力，敢于惩治违抗法令的庞宗。晋武帝对执法不避权贵、敢于打击豪门的张辅大加赞赏，立即任命他为京师地区山阳县令。张辅到任后，发现太尉陈准的家僮无法无天，立即将其正法处置。晋武帝又把张辅提升为尚书郎、御史中丞，专门负责纠察弹劾不法的官员。可以说，晋武帝这段时期对官员能真正观其言察其行，执法从严，赏罚分明。这在古代帝王中实属少见。[12]

晋武帝还制定了“户调式”的经济制度。户调式共有三项内容，即占田制、户调制和品官占田荫客制。

占田制

占田制是把占田制和赋税制结合在一起的一条法令，即“限田”“占田”“课田”，把屯田区改为郡国，使原来的近于奴隶的佃户成为自耕农。此等法令目的就是限制豪门贵族占有田亩的数量。

民屯制度废止以后，贵族、官僚争相侵占田地，隐匿户口。原来的屯田客或投依豪门，或游食商贩，加上服役为兵者，有一半人不从事农业生产。因此，农业荒废，国库空虚，百姓穷困。针对这种情况，太康元年（280），西晋政府采取两项重大措施：罢州郡兵以归农、颁布占田制（占田、课田令）。占田、课田令规定：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减半，次丁女不课（男女年十六以上至六十为丁，十五以下至十三、六十一以上至六十五为次丁）。官吏以官品高卑贵贱占田，从第一品占五十顷，至第九品占十顷，每品之间递减五顷。此外又规定可依官品高低荫庇亲属，最多可至九族。

从占田制的内容看，它是一种既保证政府收入，又保护士族特权的一种土地制度。占田制并不是官府授田，更不是将地主的田地授与农民，而是在屯田制破坏的前提下，允许农民占垦荒地，占田制中对于官僚士族占田、荫客、荫亲属等特权的规定，其主要精神不在于对官僚士族的特权加以限制，而在于确认和保护他们已占到大量土地和户口的既成事实。与曹魏时期的自耕农相比较，户调增加了二分之一，田租增加了一倍。但实际上还不止于此。因为曹魏的田租是校亩计征，占田制的田租是按丁征收，丁男、丁女、次丁男不管是否占足规定的课田数额，都必须按法定的课田数交租。

占田制的实施有积极的意义。首先，与屯田制下农民相比，占田制下农民的负担显然有所减轻。特别是解除了屯田制下军事管制的强迫劳动，有助于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其次，占田无年龄之分，课田有年龄、性别的区别，占田数又高于课田数，这些规定可以鼓励人们去占田垦荒，有利于扩大耕地面积。这一规定，使得每个农民都可以合法地去占有应得的田地。不少豪门世家的佃户，也都纷纷脱离主人，去领取属于自己的一份土地。占田制发布以后，不少农民开垦了大片荒地，这对农业经济的好转起到一定的作用。

户调制

户调制即征收户税的制度。户调不分贫富，以户为单位征收租税。这一制度规定：“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女及次丁男为户者半输。”对边郡及少数民族地区的户调也作了具体的规定：边郡与内地同等之户，近的纳税额的三分之二，远的纳三分之一。少数民族，近的纳布一匹，远的纳布一丈。

品官占田荫客制

品官占田荫客制是一种保障贵族、官僚们经济特权的制度，同时也有为贵族、官僚们占田和奴役人口的数量立一个“限制”的用意，以制止土地无限制地兼并和隐瞒户口的情况出现。此制度规定：“其官品第一至第九，各以贵贱占田。第一品占五十顷，第二品四十五顷，第三品四十顷……每低一品，少五顷。”对于庇荫户，“品第六以上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二人，第九品一人。”“其应有佃客者，官品第一第二者佃客无过十五户，第三品十户，第四品七户，第五品五户，第六品三户，第七品二户，第八品第九品一户。”庇荫户的佃客，为私家人口，归主人役使，不再负担国家徭役。

实行户调制的诏书发布之后，遭到了豪门世族的抵制。他们或是隐田不报，或是反对农民占有耕地。但这一制度从一定程度上，用行政的手段将大量的流动、闲散人口安置到土地从事生产，这对于稳定社会秩序，促进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兴修水利

晋武帝很注意开垦荒地，兴修水利。如在汲郡开荒五千多顷，郡内的粮食很快富裕起来，又修整旧陂渠和新开陂渠，对于灌溉和运输都起到了很重大作用。

晋武帝时，开凿和修复的新旧渠道水利工程可以说是遍及全国地。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太康时，杜予镇守荆州，“修邵信臣遗迹，激用滍、淯诸水，以浸原田万余顷，公私同利，众庶赖之，号曰‘杜父’”。淮南相刘颂修复芍陂，“百姓歌其平惠”。晋武帝组织人力扩充整修潞河车渠，灌溉土地万余顷，泽及四五个县。为防水涝，晋式帝还责令修治了兖、豫二州的旧陂旧堨及私家小陂。水利工程的修建，保证了农业生产的丰收。

由于水利事业的发展，一些灌溉工具被广泛应用，如杜予发明的“人排新器”。同时，以水力发动的农产品加工机械水碓、连机碓也遍及各地如，司徒王戎“广收八方园田水碓，周遍天下”。再如《太平御览》引王隐《晋书》说，晋武帝时“有公主水碓三十余处”。水利灌溉事业的如此发展，大大促进了西晋农业的恢复与发展，“太康之治”就是在这一比较充实的经济基础上出现的。

减免徭役

由于数十年的战乱，中原地区经济遭到极为惨重的破坏，人口也大减。晋武帝的故乡河内郡温县，人口也只有原来的几十分之一。为此，晋武帝决定采取一些措施增加中原地区的人口。他下令，十七岁的女孩一定要出嫁，否则由官府代找夫家。灭蜀之后，招募蜀人到中原，应召者由国家供给口粮两年，免除徭役二十年。灭吴后，又规定吴国将吏北来者，免徭役十年，百工和百姓免徭役二十年。

泰始四年（268），晋武帝还设立了“常平仓”，即丰年收粮，荒年平粜。丰年按适当价格抛售布帛，收购粮食；荒年则按适当价格出售粮食，稳定粮价，维持人民的正常生活。晋武帝一再责令郡县官吏，要“省徭务本”，打击投机倒把、囤积居奇。

由于晋武帝采取了这样一系列有力的经济措施，使农业生产逐年上升，国家赋税收入逐年充裕，人口逐年增加，仅平吴之后不到三年时间，全国人口就增加了130多万户，出现了“太康繁荣”的景象。

人口的大量增加，是“太康之治”的标志之一，也是太康年间晋王朝经济繁荣的动因之一。

劝课农桑

晋武帝即帝位后，继续推行曹魏以来行之有效的屯田。如羊祜镇守襄阳，分其所统领部队的一半进行恳田、屯田八百多顷，一年后，收获的粮食够军队十年吃用，大享其利。为增加屯田劳动力，晋武帝还免去邺城奚官奴婢的身份，使他们变为屯田兵，在新城屯田种稻。这不仅可以增加粮食收入，同时，大批奴婢的被解放，这对发展社会生产是有积极意义的。

为了扩大耕地面积，安置流民，增加租税收入，发展农业生产，为灭吴、平定江南准备充足的物质条件，“朝廷厉精于稼穑”。为此，晋武帝于即位初连续下诏，劝课农桑。泰始二年（266）诏曰：“今者省徭务本，并力垦殖，欲令农功益登，耕者益劝。”泰始四年正月又下诏：“使四海之内，弃末反本，竞农务功，能奉宣朕志，令百姓劝事乐业者，其唯郡县长吏乎!”为奖励劝农不倦的郡县长吏、守棚，晋武帝赐他们每人一匹马。泰始五年（269），晋武帝又下诏“敕戒郡国计吏、诸郡国守相令长，务尽地利，禁游食商贩”。

晋武帝还亲耕藉田，积极鼓励发展农业生产，下诏不准豪族大姓“侵役寡弱”，并“立常平仓，丰则籴，俭则粜，以利百姓”。他对那些劝农开荒、勤恤百姓、作出贡献的地方官吏大加奖励。如汲郡太守王宏“抚百姓如家，在郡有殊绩”，督劝该郡百姓开荒五千余顷，虽遇荒年而该郡无匮乏，于是，晋武帝对王宏予以表彰，赐谷千，并布告天下，树立为榜样。为了加强劝农工作，晋武帝还专门指派司徒石苞“明劝课”，制定“殿最之制”，每年考核一次，以劝农成绩的好坏作为奖罚、升降官职的标准。此外，还增加了管理农业的官员。

尽管晋武帝的劝农政策未能（也不可能）全面彻底贯彻，但这在经过百年混战、人民疲惫、农桑久废之时，不能否定它的招抚流亡、劝农乐业的积极作用。

晋武帝在开国之初，还曾一反曹魏时期的奢侈、豪华、铺张浪费之风，他提倡勤俭节约。在一次上朝时，他当着文武百官之面，把一件光彩夺目、满饰野雉头毛的“裘服”，一把火烧个精光。由此也可见他真有点励精图治的精神。果然，在平定东吴统一全国以后的近20年里，由于天下太平，政通人和，黎民百姓辛勤地耕种生产，出现了一片勃勃生机、欣欣向荣的景象，人口也急剧增加。有一首《普世宁》的歌唱道：“晋世宁，四海平，普天安乐永大宁。四海安，天下欢，乐治兴隆舞杯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