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申上饬下’，我大明文书用印，皆钤印于年月之处，同时用朱笔填写日期。”

皇帝此刻的语气平静而冷淡，他像是一座高峻陡峭的险峰，只需平和端方就足以使人跌坠深渊。

他用指头戳了戳那奏疏末尾，又翻过来指了指那文书正面，似笑非笑地冲着殿内众人道，“这封奏疏上的笔迹并非寻常的‘朱压墨’，而是‘墨压朱’。”

“因此这封奏疏是先盖了朱印，尔后才填写的文章与署名，这是洪武年间的老把戏了嘛。”

“申上饬下”是大明公文的行移原则之一，即“平行正印，申上正印，下行惟年月正印，其余斜印”。

也就是说，在大明的官僚体系中，上行文书和平行文书都应该使用“正印”，而下行文书除年月处用正印外，其余均用“斜印”。

这里所谓的“正印”，是指在文书文书正面，以及文书最后签署年月之处，端正地钤盖上文书发出衙门的官印。

对此，朱元璋在“空印案”后的洪武十五年特别规定，“凡奏、启本内官员，正面真谨佥名，当该吏典，于纸背书名画字，如有事故官员，不许写列空衔。年月及正面上，俱用印信，毋致漏使。”

由此可见，在文书特定的地方用印，是关系到文书效力和文书真伪的重要问题。

将官印钤印于年月之处，不仅可以表示文书的效力，还能防止有人借改纂年月日期，随意使用官府的文书谋求私利、鱼肉百姓。

“皇爷恕罪。”

殿内诡异地静默了片刻，最终仍是王体乾开口道，“奴婢没有看出来……”

朱由校将手中的奏疏往王体乾面前一掷，迅速打断了他的辩解，“那朕让你再好好看看。”

“万历二十九年，先帝被册立为太子后，神宗皇帝钦点徐文兆为典玺局郎，韩本用为纪事，吴进忠为典玺局写字，邹义、王安、李实等为伴读。”

“当年你在孙隆名下，又是内书堂的出身，万历二十八年后在文书房供事，密以重贿求得李老娘娘，才得充先帝东宫典玺局印。”

“先帝出阁读书晚，朕在东宫时，这诵书习字，都是跟着你们这一群先帝伴读慢慢学下来的，所以朕对你们的字迹是再熟悉不过了。”

“你昔年在东宫典玺局，比朕更是近水楼台，如何会辨认不出这奏疏上的字迹是真是假？”

王体乾颤抖着手捡起了那封奏疏，冷汗顷刻间便浸透了里衣。

众所周知，由于明光宗一直不为明神宗所喜，明神宗在万历年间便一意延缓明光宗出阁读书的进程，导致明光宗在万历二十一年“三王并封”时才被获准出阁读书。

当时，明神宗加快了改立进程，下手诏给大学士王锡爵，要将皇长子朱常洛、皇三子朱常洵和皇五子朱常浩一并封王，以后再择其中善者为太子。

王锡爵既怕得罪皇帝，又怕被朝臣攻讦，于是上疏请由长子拜皇后为母，如此长子就是嫡子，往后朱常洛以嫡长子的身份被册封为太子，也算是名正言顺。

然而明神宗只以“三王并封谕”告示朝臣，并没有如王锡爵所请，提出“长子以皇后为母”的说法。

于是“三王并封”的旨意一下，顿时引得朝野大哗，因为王锡爵这样一退让，等于明指朱常洛还需要经过参选，才有机会成为太子，但朱常洛本来就应该是太子。

此种作法，分明是变相地质疑朱常洛为太子的合法性。

因此大臣们纷纷指责王锡爵谀帝邀宠，王锡爵被逼无奈，自劾请辞，明神宗也迫于众议收回了前命，不得不同意让朱常洛在翌年出阁读书。

故而朱常洛正式出阁读书是在万历二十二年，也就是他十二岁的时候，比明朝制度中“皇太子八岁出阁读书”的年纪晚了整整四年。

所谓“皇太子出阁读书”，即指太子在接受了皇帝或者宦官的开蒙后，每天等到皇帝退朝就要去文华殿开始正规的学习。

一般上午学习四书、五经和经典史籍，下午为自由活动时间，皇太子可以休息或者是练习骑射，晚上诵读白天学习的课文，每三天进行一次复习。

皇太子出阁读书期间没有假期，只有在每月的初一、十五、雷雨天和深冬时期停讲，停讲期间皇太子可以自由活动或者是自习，如此循环往复，直到皇帝驾崩，皇太子登基。

明光宗出阁读书的历程尚且如此艰难曲折，作为皇太子一脉的庶长孙明熹宗，在国本之争如火如荼的万历朝自然更加不可能获得出阁读书的机会。

因此直到明光宗驾崩之时，明熹宗仍是一天正式教育都未接受，便匆忙登上帝位。

如不计开国太祖朱元璋，此为有明一代第一人，其情况比其父明光宗勉强出阁读书，而非正统的太子教育方式，还要更加恶劣。

历史上明熹宗的启蒙教学老师，都是明光宗在东宫时的亲近内官，故而朱由校自称其对明光宗一众东宫伴读的字迹十分熟悉，连王体乾这样资历深厚的宦官也不能反驳。

朱由校见王体乾咬着牙不说话，又乘胜追击道，“再者说，论起翰墨风流，你们宦官可比外臣要得天独厚得多了。”

“那倪元璐、王铎、黄道周都是有名的书法大家，但是他们日常书写公文时，仍是使用千篇一律的‘台阁体’。”

“而你们内官则不一样了，朕记得，你的本管太监孙隆就写的一手好小楷，隆庆五年时，他还曾向神宗皇帝进呈了一幅《陈善图》。”

“其图计二十二开四十四页，每开右图左史，皆为书画对题，其右画所绘，或一朝而止，或一君而兼举数事，由陶唐迄于赵宋，上下三千余年。”

“自尧、舜、禹为始，至宋太宗赵光义止，历商汤、武丁、周文王、武王、汉文帝、武帝、光武帝、唐太宗、玄宗、宋太祖共计十四帝之‘圣明之景象’。”

“而左史所书，乃以端庄小楷书写司马光所撰《资治通鉴》事迹，真可谓用心良苦，似孙隆这般书画皆能者，在当年的东宫伴读中，理应比比皆是罢？”

这一下，王体乾的额头上也渗出了细密的汗珠。

明朝开科选士之时，皆用楷书作答试卷，务求工整，书法欠佳者，即使满腹经纶，也会名落孙山。

因此，大明科举体制下的读书人写字，惟求端正拘恭，横平竖直，一眼看上去就像木版印刷体一样整整齐齐。

于是到了晚明，这种极具工整温雅气质的“台阁体”，就成了庙堂之上的官方通用字体。

只要是有志于参加科举的读书人，个个都必须练出这一手方正光沼、匀称齐整的“博大昌明之体”，无论是诰制诏命，还是玉牒匾额，都用这种字体的书写而成。

故而明末便产生了一种非常奇特的景象。

通过正规科举考上来的文人士子的公文字迹倒规行矩步、如出一辙，反而由宦官写出来的文书笔风却自出机杼、各有风骨。

是故朱由校这一问，可以说是彻底把王体乾逼进了死角。

没有经过科举训练的人是不会主动去使用“台阁体”的，就像后世不走高考路线的高中生是不会特别去练习衡水中学专门为高考打造的“衡水体”的。

王体乾捧着那封奏疏支吾了半响，终究道，“……回皇爷的话，李实与奴婢虽一同在内书堂念过书，但李实在万历二十九年当先帝爷伴读的时候，奴婢还在文书房呢。”

“后来奴婢到东宫典玺局当差的时候，已经是泰昌元年的事儿了，那会儿李实已经升了司礼监秉笔又兼掌御马监印，与奴婢全不是一路的。”

“且李实在天启元年差往苏杭织造的时候，奴婢正掌尚膳监印呢，不多久，外臣弹劾卢受通夷，皇爷将他发配去了凤阳，奴婢这才得以进了司礼监。”

“因此细较起来，奴婢虽曾与李实在同个衙门供职，但彼此之间并不熟悉，奴婢还真不知道李实的笔迹该是怎么样的，不如皇爷让厂臣看看这封奏疏……”

魏忠贤一听，刚要上前一步跪下，就见皇帝“嗳”了一声，制止了他的动作，“忠贤！你别跪！你给朕站着别动。”

朱由校眼见魏忠贤站稳了身子，又低下头看向王体乾道，“朕是问你的话呢，你总是攀扯厂臣作什么？”

“忠贤他又不识字，什么字体在他眼里都是一个样儿，都是爬在纸上的虫，他岂能辨认得出这封奏疏是否是李实亲笔所写？”

王体乾浑身一颤，将头埋得更低了，看上去像是恨不得立时钻进地缝儿里去似的。

启明迈着小短腿蹦跶到朱由校跟前，朝他比出了一个大拇指，「宿主，你好厉害，一句‘不识字’就将魏忠贤的干系给撇清了。」

朱由校冷冷地笑了一下，「不是我特意要为他撇清，魏忠贤确实不识字，他可是个历史上有名的文盲，这又作不得假。」

启明笑道，「历史上崇祯皇帝重查‘李实诬奏案’的时候，也是将这‘伪造李实字迹，填写空印奏本以诬陷东林党人’的罪名扣在了善于书法的李永贞头上，并没有归罪于魏忠贤。」

朱由校道，「那我这算不算是救了李永贞一命呢？」

启明犹豫道，「那这要看宿主你想怎么处理这件事了，历史上李永贞临刑之际，还向监斩官诉冤呢。」

「因为平心而论，李永贞做的恶事虽多，但伪造李实奏疏一事倒还真不一定是他所为。」

「毕竟王体乾、梁栋、李永贞、石元雅、涂文辅这五位司礼监秉笔大太监的字迹是很容易辨认的，只要拿出他们平日里誊写的朱批与李实的这封奏疏比对一下就行了。」

「而崇祯皇帝当时急于清除魏忠贤余党，根本来不及作什么笔迹鉴定，用一句‘李实空印本，李永贞填写，验是墨压朱’，就把李永贞给判了死罪了。」

朱由校道，「所以你看出问题的关键在哪里了罢？魏忠贤不识字，只要明熹宗不想治他的罪，连后来一力为东林党平反的崇祯皇帝都不能拿这件事作文章。」

「但魏忠贤他下面的那些替他办事批奏疏的爪牙可不一样，他们都识文断字，写得一手好书法。」

「倘或当真大动干戈地比对起字迹来，那下狱受审的又岂止魏忠贤麾下的那一二人呢？」

「因此他们都怕受连累，唯恐这件事闹大后，让外朝的政敌，或是觊觎司礼监秉笔之位的宵小钻了空子。」

「故而一旦我从笔迹印章入手，断言这封奏疏是伪造的，便既可以保住魏忠贤，让他继续为我在江南搞钱。」

「同时又敲山震虎，让司礼监哑口无言，教东厂不敢再去苏州逮捕周顺昌，这样一来，这‘开读之变’，不就在无形间被巧妙化解了吗？」

启明又道，「可授命底下人伪造李实奏疏，诬陷东林七贤，是魏忠贤有错在先，宿主你难道不应该小惩大诫一下吗？」

「你已经指出这封奏疏是伪造的了，那你就必须找出个幕后主使来治罪，此事若没有个了结，倘或他日传扬出去，必定会留下话柄。」

朱由校回道，「这又何难？你再看我如何应对。」

“你知道朕为何一听你念的那些词句，便能断定这封奏疏并非出自李实之手吗？”

皇帝信步走到王体乾身边，见他仍是不敢抬头，忍不住嗤笑一记，复又望向立在一边的魏忠贤道，“因为这奏疏上的话实在是说得太绝了。”

“朕知道，李实与周起元素有积怨，天启三年时，苏州同知杨姜不愿屈侍李实，被李实弹劾去职。”

“那一年，又恰逢苏松十府大水泛滥，周起元任苏杭巡抚，便上了一封《去蠹七事疏》，在请浚江河的同时，又为杨姜辨冤，并弹劾李实贪横不法，从此这二人便结下了仇来。”

“那依朕说呢，这一方官管一方事，有什么龃龉那也是正常的，可李实在天启元年就去了苏杭，他与周起元再有什么仇怨，那也不该迁怒于高攀龙等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