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结束的时候，我突发奇想地认为，我也要暂时地离开这个小镇了。往往 人的想法都是这样，对一个东西不再感兴趣的时候就必然放弃。只不过我对这个小镇失去兴趣是暂时的，所以我离开也是暂时的。我认为，在我对这周围的一切感到疲劳时就应该转移一下视线。

在这期间，我妈再次给我打电话，说是把学校给我联系好了，就等我过去。我毫不犹豫地说，那成。我说我现在就动身吧，也正好避暑。我妈听我这么爽快就答应了，觉得无比的诧异，忙追问我说是不是朱伯待我不好，没有家的感觉？

我说：“家不是感觉出来的。”

我妈说：“那是怎么回事？”

我说：“这不称你心意了么？怎么你也犹豫了？”

我妈说：“你答得这么快，我觉得事情复杂了。”

我说：“如果我不答应呢？”

我妈想了想说：“那就更复杂，你来吧儿子。”

我说：“那朱伯呢？”

我妈说：“我会给他说清楚的。”

当然，直到我走的时候也不知道我妈是怎么给朱伯说清楚的。我甚至觉得这完全没有说清楚的必要，我妈既然决定同朱伯重组一个家庭，但她最后还是回到了她工作已久的那个不甚遥远的地方，像是这一切尚不成立，家庭的重组仍是一个概念问题。我想，如果这已步入实践，那么我妈既然能够回到理塘，那么我就更不在话下。

当我把要去理塘这件事说给朱伯的时候，朱伯有些憨厚地说：“你妈妈说过的，你去吧。好好念书，我等你们回来。”

我一直觉得这最后一句话要说在我上车那一刹那才最为合适，按照日常习惯和离别时说的套词也都应该是这样。而事实上，在我上车后，朱伯除了一直挥手他什么话都没有再说。

甚至两年后，当我再踏入这个小镇，他也是同样地什么也不说，笑着上来接我的行李。我妈站在他身后，一个劲儿地喊：“儿子，儿子。”

良子听说我要离开这个小镇，表现得无比沮丧。我想他是唯一一个能为我的离开而表现得忧伤的人了，这让我感到郁闷，我的想象是至少会有一个姑娘，她会为此隐隐难过。但事实上再没有一个姑娘能够想起我。

我对良子说：“我因为一个姑娘而固执地要留在这个小镇，我多希望我能因为一大群姑娘而离开这个小镇。”

良子说：“不可能，你没那魅力。”

我说：“所以说，我离开了，难过的居然连个姑娘都不是。”

良子说：“你走了，我的日子是会很难过。”

我说：“你有杜芳。”

良子说：“我日子难过，她心里就难过。”

我说：“没想到我走了难过的居然是你的姑娘。”

良子说：“那你可真够悲哀的。”

我说：“你更悲哀。”

我离开小镇的那天清晨，天空起了淡淡的雾，从街上经过，只有炸油条的那位大爷起得很早，趴在炉子下面生火。朱伯拖着我的行李和他打招呼，然后四周安静得就只有四个轱辘在地面滚动的声音，一直到我上车，这种安静也仍然没有散去。

这和我想象中的大相径庭，想象中我会在一个太阳初生的黎明，在众多人的挥手和祝福中同他们依依惜别，然后在我乘坐的那辆车驶出他们的视线后，他们频频回头，不舍离去。最好是有一个姑娘，她要在某一个角落看着这一切而独自垂泪，这样场面就完美得无懈可击了。

这种想象和所有影片里的场景都很相像。

而现实里，除了朱伯，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这一天突然就离开小镇了。当然，更现实的是除了良子，我也再找不到能告诉的对象了。

车门关上的那一刻，我突然就记起了半年前的那一幕，我在外面，朱亚岚在里面。而现在角色改变，我在里面，朱亚岚的父亲却在外面。

这个对比的画面在我头脑里一闪而过，我不想再因这些许的点滴立马勾勒出这个姑娘的影子。严格地说，有一半的因素是因为朱亚岚，她让我固执地要呆在这个小镇却又让我义无反顾地离开这个小镇。我想我不能再为此剪不断理还乱了。

当天下午，就从成都行至康定。在康定停宿一晚有轻微的高原反应。次日凌晨四点，我踏上开往理塘的班车。两个小时后，我在车上迎接来到高原后的第一缕曙光。它们像金针一样刺破围绕在山尖的迷雾，撒在行进的这条318国道上。我的心情豁然开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