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国家，现代价值观（态度和信仰）在今天已成为主流，但各国的程度差异很大。现代价值观包括为自己着想、为自己工作、自我实现，还包括对待他人的态度，例如准备接受他人带来的或他人期望的变革、愿意和他人一起工作、愿意与他人对比及竞争，以及愿意采取主动态度、争当先行者。这些文化要素对商业经济时代的生产、贸易和积累来说并不是必要的。如前文所述，从斯密到年轻时的马克思都抱怨说，商业经济并不包容他们主张的这些文化要素。其他现代主义生活态度还包括创造、探索和实验的愿望，欢迎需要克服的障碍，愿意进行智力上的参与，以及希望获得尊重和发布指令等。在这些愿望背后是一种深层的需要：进行自己的判断，根据自己的观察采取行动，发挥自己的想象力等。这种态度并不代表喜欢风险、喜欢通过投硬币赌运气，而是代表一种探索精神，将走向未知的、具有不确定性的旅程视为宝贵的经历，而不是负担。自我发现和自我发展是活力主义的重要价值观。

现代主义信仰则包括是非标准的独特观念：要获得更重要的职位，必须与他人竞争才具有正当性；更高的生产率和更大的责任意味着更多的回报，这具有正当性；由承担责任的人发布指令并由他们对结果负责的正当性；提出新创意的正当权利；设计新的做事办法和找到新事情做的正当权利等。所有这些都与传统主义对服务、义务、家庭和社会和谐等领域的看法形成鲜明对比。

这种新思潮的最初迹象出现在文艺复兴时期。在中世纪，人们注意到参与社会事务可能获得丰厚的回报（不仅是对君主而言），注意到并不是所有事情都是已知的，注意到人类的想象力可以发掘出从未探索到的更多知识。处于文艺复兴运动核心的人文主义者乔瓦尼·皮科·德拉·米兰多拉（GiovanniPicoDellaMirandola，1463—1494）借助他从小就熟悉的宗教概念提出，如果人类是上帝按照自己的样子创造的，那他们必然在一定程度上秉承了上帝的创造力。在米开朗基罗的丧礼致辞中，米兰多拉说，人类好比雕塑家，必须从大自然赋予的材料中塑造出自己的形象。就这样，米兰多拉描述了“个人主义者”的形象——人们必须塑造自己的发展轨迹。颇具影响力的人文主义者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DesideriusErasmus，1466—1536）说“追求不朽的愿望、新抱负的加速出现和对无尽可能的联想，导致了个人空间的扩张”，他将这些归功于“基督教精神”。马丁·路德（1483—1546）要求罗马教廷的成员根据“基督教自由”的精神自己阅读和解释《圣经》，是将人们从无效和失常的政府控制中解放出来的标志。

地理大发现时代是另一个成长时期。一股深刻的活力精神在短短70年的时间里从意大利横扫法国、西班牙和英国。活力主义是对伟大航海家们的英雄主义精神的反映，还是说这些探索之旅其实是新活力主义的另一种表达形式，这其实无关紧要。出生于1500年的伟大雕塑家本韦努托·切利尼（BenvenutoCellini）在其自传中把自己描述为一位无拘无束、追求探索的艺术创新者，醉心于成功和作品的被解放的自由主义者。出生于1509年的约翰·加尔文（JohnCalvin）称赞人们从事的职业是在扩展上帝的工作。出生于1533年的蒙田（MicheldeMontaigne）在《随笔集》（Essais）中详细记录他本人的内心生活，描写他称为“成为”的个人成长经历。生于1547年的塞万提斯·萨维德拉则在《堂·吉诃德》中讲述了骑士和仆人桑丘的故事，他们被困在一个缺乏挑战的地方，只能从幻觉中寻找充实生活的活力。生于1564年的威廉·莎士比亚则在《哈姆雷特》和《李尔王》中描述超越现实生活的主角的内心斗争和勇气。

另一个改变标志是1550~1700年出现的名为科学革命的探索浪潮，它证明可以依靠观察和推理发现大自然的运转规律，例如威廉·哈维提出的有关血液循环的理论。人们从中得到的启示是，通过研究和思考可以发现事物的运转规律，并调整事物的运转。

18世纪的启蒙运动代表了下一个发展阶段。当时的哲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看到商业经济中敢于冒险的商人们积累了巨额财富，认识到创新活动具有个人意义和社会价值。法国对企业家采取完全欢迎的态度，哲学家孔多塞（NicolasdeCondorcet）认为，企业家们对生产率的贡献比政治寻租者的行为高尚。让–巴蒂斯特·萨伊（Jean-BaptisteSay）称赞企业家在追求更高回报的过程中经常会带动经济创新。伏尔泰热情称颂个人奋斗和经济独立的生活方式，而不是安于传统和随波逐流，其代表就是1759年的作品《老实人》（Candide），他说“我们必须打理好自己的花园”。在美国，托马斯·杰斐逊（ThomasJefferson）等人倡导通过小业主参与草根阶层的创业活动，让经济生活的参与者都积极“追求幸福”。此类思想带来的必然推论是，广泛的个人创业将改变世界的面貌。这一过程并不意味着世界将变得完美无缺，也不代表着不会犯错误，只是说社会可以逐步消除某些缺陷，培养某些方面的能力。从这些角度来说，人文主义及其活力主义分支在当时已成为西方国家的核心信仰的组成部分。

启蒙运动还首次揭示了对创造性来自何处的认识。第一位现代哲学家休谟观察到，想象力是所有类型的知识取得进步的关键。在1748年的《人类理解研究》（AnEnquiryConcerningHumanUnderstanding）中，休谟解释说，新知识并不是来自对世界的单纯观察和现有知识，人类的知识从来不是完全封闭的系统，可以靠原创性取得突破。新知识的起源是对还没有深入研究的体系如何运转展开想象，这样的想象有可能是新资料触发的，但并不一定依赖新资料。后来到哈耶克才指出，如果没有对这些观察和思想的足够熟悉，也很难产生新的想象。

启蒙运动还产生了其他非常重要的影响，但这方面的人物很少，其中表达得最巧妙而简洁的人莫过于托马斯·杰斐逊。借助其不朽名言——“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杰斐逊给当代美国人灌输了两个观念。第一个观念是，每个人都有寻求自我实现的正当权利。这样的观念在当时并不广为人知，同过去的传统甚至完全相反，因为传统上认为生命应该奉献给他人，包括家庭、教会和国家等。奉献的过程当然也会使人产生幸福感，但杰斐逊所强调的是人的成长之旅。他认为美国充满了各种生活必需品和安逸品，因此“追求”必然意味着更高的层次。第二个观念则是一种存在主义思想——现实生活只能通过个人的努力实现，这一思想后来又被索伦·克尔凯郭尔（SorenKierkegaard）和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Nietzsche）深入阐述。其含义是，我们最终或许能找到“幸福”，也或许找不到，但我们仍需要“追求”它。这两个观念浓缩了我们常说的现代主义，它们与传统社会的个人服从于群体的观念对立。

这些革命性的观念改变了生活的整个面貌，对此今天没有人表示怀疑。在启蒙运动后，某些欧洲国家对知识的巨大进步的浮士德式可能性感到兴奋不安。农业和非农业的商业人士逐渐注意到自己身上被激发的创造力，其政治代言人可以鼓吹建立一种有助于发挥创造力和洞察力的新经济。活力主义成为现代经济的火花，成为其不竭活力的长生灵药。在19世纪的现代经济中，参与者表现出了强烈的信心，憧憬创新的威力及其成功回报。人类历史上首次出现了对新工艺、新产品的激动人心的广泛参与，并分享由此实现的收入增长。在英国，越来越多的人被卷入主要集中在城市的快速发展的新企业。美国的企业也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托克维尔于1831~1832年游历美国时就观察到了这样的自信和决心。“美国的边疆”（不断拓展的西部定居点的边缘）可以被视为工艺和产品进步的象征。

不过，托克维尔确实也怀疑美国出现的是不是一种新的活力主义，但即便是也和法国的情形有所不同。

在占据我头脑的各种思考中，有两点尤其突出，首先是美国人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民之一，其次是美国的巨大繁荣主要不是源自其个性和品质，或者比其他国家优越的政府制度，而是其独特的自然条件……每个人都在工作，但这里的矿脉是如此富饶，使所有劳动者都能很快获得实现满足的必要资源……支持繁荣的是永不停歇的精神，财富是常见的诱惑之源……如果我没有判断错的话，大西洋两岸的人并没有显著差异，只是所处的位置不同而已。

在几乎两个世纪之后的今天，托克维尔的观点显得与事实完全相左。在19世纪上半叶，我们还可以把美国经济的喧嚣和驱动归因于某些特殊条件，特别是有大片荒地可以开发的机遇。到19世纪末，美国的荒地几乎开发殆尽，而实验、探索和创造的推动力在整个20世纪都没有完全停止。如果说美国人是因为进入了“伊甸园”而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人群之一，那他们在1920年步入城市化进程之后，就可以说已经失去天堂了。

托克维尔的重大失误还在于，他认为（至少对西方国家来说）各国的经济文化基本上相同。今天我们拥有很多托克维尔不知道的资料证据，例如对态度和信仰的研究显示，大洋两岸和各个国家的人是存在“差异”的。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就表明，不但个人之间存在态度和信仰的差异，各国的普遍态度和信仰或者说平均数之间也存在差异，其中许多差异是系统性的，不是简单的随机因素干扰或者偶然事件的冲击造成的后续影响，很难想象这种差异在托克维尔的时代会有什么不同。如果活力主义高涨的19世纪表现出了与16世纪甚至18世纪不同的特征，不太可能是因为所有国家的普遍态度和信仰都同步发生了改变。有的国家紧随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带来的新价值观的步伐，发展显然快于其他国家。

最后，托克维尔还有一个错误，他认为美国的某些“独有价值观”（我们先不管与法国的价值观是否相同）对其19世纪30年代的巨大发展的推动作用不及其他因素（如制度）——美国当时的大发展要快于欧洲和历史上的水平。但最近开展的对当时的生活态度调查数据的研究表明，经济文化因素对美国的经济表现确实发挥了作用：影响到生产率、失业率以及工作满意度和幸福程度。各个国家在这些指标上的差异对经济发展结果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就是在西方各领先国家之间也存在巨大差异。这些将在第八章展开讨论。

家庭调查所报告的对工作和职业的态度，有些可以解读为活力主义的某些方面的反映：对新观念的欢迎、工作的重要性、对工作的自由和主动性的要求、追随先进的意愿、对竞争的接受以及对成功的渴望等。有必要指出，这些态度中大约有一半对解释国家之间在经济发展指标上的差异具有显著影响。当然，发展指标很多，只有最恰当的因素才能充分解释所有发展指标上的差异。与此相对应，在近来的两项研究中，态度调查中发现的各种态度被划分为几个群组。总体来看，活力主义这个态度群组对于解释各国之间经济发展指标的差异最具说服力，其次是反映消费主义或物质主义的态度群组。反映传统态度的群组（测算社会信任度）同样重要，此外还有反映自立程度的群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