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8月26日，由彭德怀司令员指挥的第一野战军解放了西北重镇兰州。十九兵团在司令员杨得志、政委李志民率领下，奉命分兵三路向宁夏挺进，左路于9月17日攻占中卫县的沙坡头、迎水战等地，直逼退缩于中卫城的马惇靖八十一军；中路夹黄河两岸北进，9月16日奇袭枣林子的八十一军八八一团，团长孙天才以下1000余人被迫放下武器投降；继又在高家滩渡口追歼八十一军一○三团之一部；右路于9月10日由固原向中宁挺进，14日解放中宁县城。至此，解放军10万大军控制了黄河南北两岸的中卫、中宁大部地区，八十一军面临被歼的危险。

马鸿宾、马惇靖父子早有起义的念头。9月上旬，在银川的马鸿逵给在中宁的马鸿宾连发两次电报，催他到银川商量一同出走的问题，马鸿宾派马惇靖前去见马鸿逵。据马惇靖后来追述，叔侄间的对话颇有点戏剧性。

问：“你父亲为什么不能自己来？他愿不愿走？”

答：“父亲的意思是他年纪大了，再加上家口重，如果出去，日后生活如何办呢？”

“难道你父亲不怕害他吗？”

“父亲想不一定会害他的？”

马惇靖问：“你走后宁夏又怎么办？”

“给送礼就要送全礼。我先走重庆，接着叫老大（其长子马敦厚）走，因老大沉不住气，又不听老二（其次子马敦静）的，留下他会误事的。到必要时再让老二走。”

从此，马鸿宾、马鸿逵即分道扬镳。

一、起义接洽

马鸿宾、马惇靖父子虽有率部起义的念头，但事到临头却又顾虑重重。据马惇靖事后写的文章中透露，他当时的想法是“总觉得不到时机，军权是不能放手的。因为我个人及家庭的安危都赖于军队，如放弃军权，可以说什么都完了。更重要的是当时对领导的革命的性质理解的不深，认识的不够，即是起义，畏惧心理亦难消除。所以当时的打算是边走边看”（《八十一军起义经过》）。他们当时的这种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这时的马鸿宾是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八十一军，是在他的起家队伍三十五师的基础上扩编而成的，下辖三十五师（代师长马奠邦）、二九四师（师长马绍翰）、三五八师（师长马明德）。军长为马惇靖，副军长为马敦信，参谋长为杨遇春。全军原有16800人。在撤退中卫过程中，被解放军消灭一部分，尚有12000人。他们由于多年来与解放军交手，大多是失败的记录，且有些人是受到解放军优待俘虏政策的感召，因而，“不服气”的思想较少，抵触情绪也不多。而且一些中高级军官也约略知道准备起义之举。所以，起义的内部隐患和阻力是不大的。

但是，接洽起义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几经折冲。早在八十一军从靖远向中卫撤退途中，在经过固原县三营镇时，该镇士绅马明三等即约马鸿宾到中宁以南四口子地方见面，商谈要事，马鸿宾命马惇靖前往。见面后，马明三等云系受解放军委托，前来劝告该军迅速起义，为和平解放宁夏作出贡献。又说：如果目前不起义也可以，但在解放军进军宁夏时，不要阻挡。马惇靖的答复是：八十一军绝不是解放军的对手，请他们放心。斯时马惇靖以马明三等没有持解放军的信件和证明，对其身份有怀疑；当时马鸿逵部尚有较强的实力，不敢泄露起义的消息，而且他本人当时尚有思想顾虑。所以此次交往无具体结果。

8月26日兰州解放后，奉命解放宁夏的十九兵团领导，动员组织在回族中较有威望的郭南浦和马守礼、马季康、白连升等7人，赴宁夏商谈和平解决宁夏问题。他们于9月12日在同心城赶上了向宁夏进军的第六十四军，与该军首长见了面，次日在同心北的马家河湾附近，碰上了早在一月以前由十九兵团从西安派往银川做联络工作的孟宝山（孟曾是宁夏省政府交通处处长，与马鸿逵相识）。孟介绍了银川当时的情况。于是，郭南浦等4人越过火线，经中宁到达银川，由国民党宁夏省政府秘书长马廷秀出面接待。孟宝山与郭南浦所留下的3人一起，联系八十一军的起义问题。

这时的银川，由于马鸿逵已被蒋介石召到重庆，军政大权由他的二儿马敦静掌握。马敦静本人始终不跟郭南浦等见面，还派人对之进行监视，扬言：“我是看阿爷、阿大的面子，不然的话，我叫他白胡子变成红胡子！”14日下午，马鸿宾到了郭等住处，他对郭南浦等说：“自从兰州战役以来，我们始终摆出和平姿态。你们是讲和的代表，未曾到来，解放军就把我们打成这个样子（指孙天才团等的被歼）……不平咋能和哩！”郭南浦回答：“我们在路上因为下雨耽误了时间。虽然是和谈，但还没有停战。”经过一番解释，交谈才进入实质性问题。马鸿宾表示：宁夏的事，权在马敦静手中，他无能为力，他只能负责八十一军的事，可以先谈八十一军的起义问题。于是，郭南浦一人留在银川，其余三人，由马鸿宾以一辆吉普车连夜冒雨送往中卫县石空渡，与在那里等候的马惇靖会面。但马鸿宾仍有些思想疑虑，当时适有国民党政府军令部长徐永昌奉命乘飞机去包头破坏绥远起义，路经银川，马鸿宾便搭乘该机于9月17日到了包头，他向傅作义、邓宝珊两将军求教，提出率部来绥远与董其武部一同起义的要求。经傅、邓解说，解除了他的疑虑，他并请傅、邓转告周恩来：八十一军将就地起义。但等他于19日返回银川时，八十一军的起义已经成为事实了。原来十九兵团首长决定，由六十四军代表兵团同八十一军谈判。9月17日，解放军联络参谋栗荣祥到中卫县城同八十一军副参谋长马惇德商洽和谈事宜。18日，解放军六十四军联络部长牛连璧与八十一军原少将师长马培清又进行商洽，约定双方于次日在黄河中流的黄沙洲签字。

二、和平协定

9月19日晨11时许，马惇靖带马培清、喇培霖、喇仲安（二人均为马的亲戚），载着12000人的希望，乘羊皮筏子横渡黄河，在沙洲上等候谈判。六十四军副政委傅崇碧等也乘皮筏子来到沙洲，傅副政委向马惇靖坦率地申明解放军和平解决宁夏的诚意，劝其及早走上光明之路。随后建议到城内去谈，马没有推辞，双方即一同到中宁城内六十四军军部开始正式谈判。六十四军军长曾思玉以北平和平解放为例，诚恳地向马惇靖解释了关于《国内和平协定》中的八项条款后，即以此为根据，提出了和平解决的具体条件，并宣布保证马鸿宾一家生命财产的安全。马惇靖表示完全同意所提出的和平解决条款。当日下午7时，正式签订《和平解决协定》，全文如下：

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与国民党第八十一军

和平解决协定

中国人民解放军为了保存国家人力、物力、财力，遵照、朱总司令颁布和平解决八项原则，经双方代表数度协商，做出以下协定：

（一）国民党八十一军遵照指定地点集结，听候按民主制度和原则整编军队，并由人民解放军派政治委员、政治工作人员进行工作。

（二）国民党八十一军应保护一切武器物资和仓库，不得破坏和转移、隐藏、盗卖，准备点交。

（三）国民党八十一军应将莫家楼船只于二十日二十二时移交申家滩解放军，石空堡船只二十一日八时移交解放军。

（四）国民党八十一军应立即停止中（卫）银（川）公路之运输。

并为了以上四项条款保证迅速执行，特作以下具体规定：

（一）八十一军应立即将部队集结在中卫以东至李家营子、中卫以西至张家营子。城北王家营子以北地区给解放军驻防。

（二）八十一军应立即让出人民解放军东进宁夏路线——经中卫镇乐堡以北通过。

在国民党八十一军确实履行上项条件后，人民解放军则保证该军全体官兵生命财产安全，允许部队不放下武器，但八十一军不得有任何损害人民利益和破坏交通之行为。

本协定于九月十九日十九时签字后立即生效执行。

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全权代表曾思玉

国民党陆军第八十一军全权代表马惇靖

中华民国三十八年九月十九日

从10月23日开始，解放军先后抽调400多名政治干部，在甄华带领下到达八十一军，对八十一军实施和平改编。奉中央人民政府和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将该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独立第二军，马惇靖任军长、甄华任军政委、马敦信任副军长、杨遇春任参谋长，程襄文任政治部主任。下辖两个师，一师师长郭奎武，政委牛连璧；二师师长卡得云，政委张建纲。每师两个团。另编一个骑兵团。全军此时近万人。12月19日举行授军旗仪式，正式进入人民军队行列。

有“善人”之称的马鸿宾，在历史的紧要关头，毅然与蒋介石反动派决裂，与马鸿逵等分道扬镳，做出正确的抉择，引导八十一军起义，并对银川的和平解放付出了力量（此将在后面加以交代），使他自己、他的家族，以及追随他多年的老部下和广大士兵获得新生，走上社会主义的光明大路，为减少宁夏人民战乱之苦、为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投身建设

马鸿宾起义后，历任各种军政要职。银川解放后，9月26日成立银川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任主任，马鸿宾为副主任之一。12月23日，宁夏省人民政府成立，潘自力为主席，马鸿宾为副主席之一。1950年1月8日，甘肃省人民政府成立，马鸿宾为副主席之一。1月19日，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马鸿宾为委员。3月17日。政务院任马鸿宾兼甘肃省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1953年10月，西北军政委员会改为西北行政委员会，马鸿宾任副主席。1954年8月17日，在甘肃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上，马

鸿宾当选为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9月29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成立，马鸿宾被选为委员。同日，主席根据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决定，任命马鸿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12月28日，甘肃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选举马鸿宾为甘肃省第一副省长。

马惇靖在西北军区独立第二军改编为西北独立第一师之后，于1950年11月任宁夏军区司令员。1954年任甘肃政协副主席。1972年10月1日以肾癌病故于兰州。

马敦信在独二军改编后，任西北独立第一师师长、农业第一师师长，后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参事室副主任，20世纪60年代病故于银川。

马鸿宾先生解放后，积极学习，追求进步。热爱祖国，热爱中国，热爱社会主义。他自幼熟读四书五经，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解放后他以古稀高龄仍然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列主义和著作。虚心向别人请教，1950年，他曾对采访记者说：“我今天看到了新书籍，要向别人领教，寻求新道路，多读新书。”这种学习精神，使他不断革除旧思想，树立新观点，跟随时代的脚步前进。在解放初期，他热烈拥护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和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1951年7月，他响应抗美援朝总会捐献飞机大炮的号召，捐献人民币1亿元（合新币1万元）；在土地改革中，率先交出自己的土地，以示支持这一反封建剥削的运动。

作为西北地区和甘肃省的领导人之一，马鸿宾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他经常深入农村、厂矿进行视察和考察。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指导工作。1951年国庆两周年之际，他发表《两年来的甘肃》一文，文中热情洋溢地总结了两年的建设成绩，指出：“这些成绩，是由于的英明领导和各部门首长及各级干部、各族人民共同努力所得来的。是值得我们兴奋和热烈庆祝的。”1954年大旱，他到临夏视察，对临夏县正在兴修的南川渠十分赞赏，鼓励干部和群众积极努力，期于必成。之后，临夏北塬引上了水，他对临夏的同志说：“听说大夏河水上了北塬，我特别高兴，你们为人民办了件大好事，有功、有功。”

马鸿宾对于民族团结尤其关心。解放初期，当记者和他谈到民族问题时，他说：“过去造成民族间不团结全是上边领导不好，遇事处理不当的缘故。只要领导完善，民族本来是应该团结的。”他认为在领导下，就好办了：“各民族有共同纲领作为团结的路线，从中央到地方，各民族都参加政府委员会，组织成民族统一战线，不分彼此，就团结了。”1953年10月，他在甘肃省西海固回族自治区成立会议上致贺词，其中深刻阐述了他对民族团结问题的见解和主张。他说：“凡遇到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的纠纷，都应在当地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本着民族平等的原则，在双方互尊互让互敬互谅的基础上，采取民主协商的方式，妥慎处理，切忌互相猜疑，互相攻击的行为，免得把事态扩大。”这真是老成练达的甘苦之言。

马鸿宾先生因年迈体弱，患有多种疾病。1960年他胃癌加重，周恩来总理极为关切，亲自打电话要求有关方面全力以赴，精心治疗，并派专车送来药品，后又接他到北京会诊，待病情有了明显好转，才乘专列返兰继续疗养。后来，他病情突然急剧恶化，医药罔效，于1960年10月21日下午4时在兰州逝世，享年76岁。

马鸿宾逝世后，甘肃省党政军各方面领导人前往吊唁，并立即组成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为主任、省长邓宝珊等为副主任的治丧委员会，筹备治丧事宜。10月24日，甘肃省、兰州市1000多人举行公祭，由张仲良主祭，邓宝珊、黄正清、马青年、黄罗斌、李培福、蒙定军、王育平、葛维西、胡炳云、周祥初、吴鸿宾、赵元贞、李翰园、马全良、严树棠、孙剑峰陪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事务委员会以及甘肃省、兰州市党政机关、民主党派、人民团体送来花圈、挽联。甘肃省副省长李培福在公祭大会上介绍马鸿宾生平事迹说：“马鸿宾副省长早年参加国民军。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后，虽然他曾经追随蒋介石一个时期，但当全国即将解放的时候，他看清了大局，脱离了国民党反动集团，接受了中国的领导，致力于宁夏和平解放，参加了人民革命事业。”“十一年来，马鸿宾副省长一直跟着走，维护民族团结，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能够分清大是大非，特别是在他垂暮之年……更加拥护。”“近年来，他虽因年迈体弱，但仍然关怀全省各项工作，关心社会主义建设。这是值得称赞的。”

一代名人，晚节可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