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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与匈奴民族对峙了两百年，其间进行了大小战争数百起，使匈奴王庭从称霸一时到逐渐分裂、衰落直至全部并入中华民族之内，可以说是两汉王朝一系列重大的正确的方针战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虽然，现在我国已从农业社会走向了工业社会，从冷兵器时代走向了高尖端武器时代，但两汉对付域外强国的战略直到今天也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我们不妨来为当时的战争划分出如下几个阶段，然后逐次来分析：

第一，和亲、绥靖时代

秦末，冒顿单于统领匈奴，兼并漠北各部，东灭东胡，西逐大月氏，南并楼烦，北服丁零，建立了一个国土广袤的游牧王国，有骑射部队30余万人，遂开始不断侵入自然环境优越的汉王朝。

当时的汉王朝久经战乱，民疲国穷，再加上连年对异姓藩王用兵，中央兵团的实力并不高。但这时，刘邦打算先给匈奴一个打击，以吓阻北人的进攻。因此，在高帝七年，趁匈奴南下之际，他亲率大军进行反击，结果被围困在白登山。为了脱险它采用了娄敬之计，开始了与匈奴进行和亲的时代。这一时代一直延续到了文帝和景帝的执政期间。

（这绝对是一个高明的计策，一方面避免了中国与匈奴之间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对抗，给中国平息内乱，积蓄力量赢得了时间；另一方面，与两宋，晚清不同的是，我们是以平等甚至高于对方的姿态与匈奴和亲的——要知道嫁出去的可都是公主呀，那么单于名义上就是中国的女婿——因此也为开展政治外交提供了方便，为后来的开战奠定了基础，不会再像“叛盟大王”南宋那样灰溜溜的。）

这一时期，的中国与匈奴的实力对比，正像当今中国与其他世界大国的对峙一样，打，没有足够的实力，而且中国的经济走上正轨不过二十年的时间，这正是韬光养晦的时候，需要的就是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试想连文景那样的繁荣时期，中国都谨慎的处理外交关系没有向任何一个国家（匈奴，南越等尚属中国化外的国家）用兵，因此现今的中国依然是处于这第一阶段，对外应以和为主，对内以安定和发展为主。这些决定了日后的整个局面，是最终取胜的基础。

第二，战略反击阶段

汉武帝时，国富民强，终于放弃了和亲政治开始了与匈奴旷日持久的相持战。其中著名的有“马邑之谋”、漠南之战、定襄之战等，这几次战役一方面向匈奴展示了汉王朝的强大，坐上了匈奴的锐气；一方面也不同程度的打击了匈奴的主力部队，当然汉王朝方面也是损失惨重，但它毕竟迈出了中匈正面军事对抗的第一步，拉开了战争的序幕。

第三，争夺战略空间阶段

1.公元前127年，卫青，李息出云中，取得了河南之战的胜利，夺取了河套地区的大片土地，汉朝在这里设置朔方郡，开荒移民，后来在此建立了著名的军事要塞受降城。

公元前121年，霍去病出陇西，歼灭浑邪王的部队，取得了河西之战的胜利，获得了陇西的大片土地，设置凉州四郡，从此这里永久的化入了中国的版图。

在中国夺取凉州之后，匈奴人哀叹：“亡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其实后果要远比这严重的多。

首先，河套地区与陇西地区是匈奴境内水草最丰美，自然环境最优越的地区，这里的丧失大大削弱了匈奴的国力。

其次，这两地的丢失，使匈奴在也构不成对汉都长安的威胁，失去了对中国发起攻击的最佳路径和战略要地，使得他们后来的每一次进攻都不能为中国造成更大的损失，相反中国的每一次出击就都有威胁王庭的危险了。

再次，凉州的丧失，打乱了匈奴联合羌部落对中国采取军事包围的部署，切断了匈奴与西域的交通，一下子使中国从被动的地位转向了主动。

可见，大国的对抗关键在于切断对方的发展空间，占领敌人的有利位置转化成自己的，这样就已经一脚踏入了胜利的大门。

2.张骞出使西域，在西域建立中国的军事基地（西域都护府）。通过他的游说和军事打击，使敌对中国的国家臣服，中立的国家与中国亲近，与匈奴交好的国家或与匈奴断绝来往或受到孤立。这一系列措施等于斩断了匈奴的右手而增添了中国的力量，使匈奴向西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遏阻，并且在西部也受到了严重的军事打击，为它后来的分裂设下了隐患。

由此可见，小国不可辱!往往在关键时刻是会起到决定整个战局的作用的。我们同样可以想象，如果这些国家全都支持匈奴我们将如何作战，是必要陷入两线作战的痛苦境地之中了。因此，这也正是当今世界强国争霸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即争取广泛的国际支持和盟国支持。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并且有效的壮大自己，削弱敌人。

第四，瓦解敌人阶段

匈奴在中国连续不断的打击下，再加上国力衰微，天灾人祸终于走向了分裂。公元前53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北强南弱，这时汉王朝又根据形势采取了一个明智的决定，与南匈奴和亲共同打击北匈奴，并努力加深匈奴两部之间的矛盾。一方面将南匈奴置于自己的保护和监视之下；一方面又连续不断的打击北匈奴，前36年，陈汤私自调军出征，万里远征，阵斩郅支单于，灭亡了北匈奴。这次是沉重地打击了匈奴民族无论是在军事上还是在心理上，使匈奴再也没有实力和中国抗衡，解除了北方的边患，因此在新、汉交际，全国又陷混战的时期，匈奴已无实力趁虚而入了。

“公元一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匈奴汗国一连几年大旱，赤地千里，寸草不生。东方新兴的强敌乌桓部落又不断侵袭，匈奴势力范围萎缩至蒙古哈尔和林及以南地区，大批人畜死亡，国力大衰。更糟的是，到公元四八年，南部八个大部落另行推举一位亲王当单于，也称呼韩邪二世单于。这位呼韩邪二世单于同样地归降中国，请求保护。于是匈奴汗国再度分裂为二，南匈奴汗国臣服中国，北匈奴汗国继续与中国对抗。

到了五十年代，北匈奴汗国进攻南匈奴汗国，南匈奴不能抵抗，向中国求救。中国政府采取三项措施：

一、把呼韩邪二世单于所属的八部人口牲畜，全部迁入长城，使他们在西河美稷（内蒙古准格尔旗）一带屯垦；

二、中国特设匈奴协防司令（护匈奴中郎将），与单于共同处理匈奴内政外交事务；

三、另设北疆边防司令（度辽将军），屯兵曼柏（内蒙古达拉特旗东南），一则防止南北两匈奴复合，一则防止北匈奴向南匈奴攻击。“

（摘自柏杨译《现代语文版资治通鉴》）

因此，这时候也就是东汉时期，南匈奴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中国监视和抵御北匈奴的工具了，在这一时期，南匈奴多次主动请求讨伐北匈奴，俨然成为了内斗的活跃分子。两方的自相残杀，更削弱了他们的力量。

在这里，使人不仅感到，现今的苏联就象是当时的匈奴，在对峙的过程中自己瓦解了，可见在当今时代的大国争霸抗衡中，瓦解对方或促使对方瓦解是一个战胜对方的必要途径，也是让对方自顾不暇难以翻身的良策。

但反过来，由此也可以看出统一的可贵与重要，因为分裂实际上等于放弃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

第五，消灭敌对势力，收编归降势力阶段

敌人分裂了并不代表彻底没有威胁了，要想彻底没有威胁就要将它彻底摧垮！

“一世纪六十年代之后，中国国力恢复，开始对北匈奴反攻。七三年，大将窦固出酒泉（甘肃酒泉）西进，直到天山，占领北匈奴汗国最肥沃的耕地之一伊吾卢（新疆哈密），留兵屯垦。另一位大将耿秉出张掖（甘肃张掖）北进，深入三百公里，直到三木楼山（蒙古工则克山），北匈奴坚壁清野，向后撤退，没有受到重大创伤。八五年，北匈奴汗国的七十三个小部落投奔南匈奴汗国。八七年，位于乌桓部落北方新茁壮起来的鲜卑部落（内蒙古西辽河上游），也向北匈奴侵略，北匈奴在迎战中大败，优留单于被杀，内部混乱，又有五十八个部落共二十八万人，进入长城，归顺南匈奴汗国。

中国乘北匈奴内外交困，及时的与南匈奴组织中甸联军，给予最沉重的一击。八九年，中国大将窦宪出朔方（内蒙古磴口），北疆边防司令（度辽将军）邓鸿出五原（内蒙古包头），南匈奴休兰尸逐侯囗单于出满夷谷（内蒙古固阳北），在涿邪山（蒙古戈壁阿尔泰山）会师，向北挺进，深入瀚海沙漠群一千五百公里，到稽落山（蒙古古尔班察汗山），终于捕捉到北匈奴主力。北匈奴主力在中国强大攻击下崩溃，北匈奴单于（历史上未记下他的名字）向西逃走，亲王以下一万三千人被杀，八十一个部落共二十余万人投降。窦宪就在燕然山（蒙古杭爱山）上，竖立石碑，纪念这次空前的胜利。

两年后（九一年），窦宪再派遣大将耿夔、任尚，出居延塞（内蒙额济纳旗），企图一举把北匈奴汗国消灭。耿夔统军急进，在金微山（蒙古阿尔泰山）下，把北匈奴单于包围，北匈奴再度崩溃。皇太后亲王以下五千余人，全部被俘。只北单于在混战中突围，向西逃走。”

（摘自柏杨译《现代语文版资治通鉴》）

金微山大战后，北匈奴再也不能在东方立足，因此开始西迁，从此在中国的历史中消失了。（他的西迁间接导致了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对这样一个苟延残喘的势力用兵的意义在于：首先是根除隐患，因为任何一个衰微的势力都可能复兴，反扑，强大，例如拓拔魏帝国。其次是震慑中间派、动摇派，提醒投降派，因此在北匈奴灭亡后，南匈奴只是名义上还存在，但许多主权已经被剥夺了，但它没有反抗的原因正是不想步北匈奴的后尘。

“――匈奴汗国（也就是南匈奴汗国），在形式上仍继续存在一百余年，不过在中国历史上不再重要。二一六年时，它最后一位元首呼厨泉单于从当时的王庭平阳（山西临汾）去邺城（河北临漳）拜会当时中国的宰相曹操，曹操把他留下。下令将匈奴汗国分为五部，每部各设立一个都督，直属中国中央政府，单于名位撤销。这个煊赫一时，立国约四百三十年的庞大国度，终告灭亡。”

（摘自柏杨译《现代语文版资治通鉴》）

可见，即使是以形式存在的南匈奴国汉王朝也是不能容忍的，这真应了除恶务尽那句话，虽然现在的社会是不可能建一个国家或民族灭亡的如此干干净净的，但思路仍是如此，一定是会给他的敌人已不能翻身的机会，当然这个敌人必须是在不能给他带来任何利益的前提下才会如此倒霉。

西汉王朝建立以后，从公元前200年到公元前71年，西汉王朝同当时居住在中国北方的匈奴族前后进行了130余年的长期战争。本文把这一时期发生在东方的这一战争称之为“汉匈百年战争”，并以西汉王朝的作战为主线，分战略防御、战略进攻和战争胜利三个阶段进行了较详细的叙述。文章认为“汉匈百年战争”给我们提供了以下历史的借鉴

1、必须发展经济，不断改善军队的武器装备，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

2、必须从实际出发制定和执行正确的军事战略方针；

3、必须注重兵书战策的研究；

4、必须从根本上提高军队的素质和作战能力。

西汉时期，从公元前200年汉匈平城白登之战开始，至公元前71年，汉援乌孙击匈奴之战基本结束，汉王朝与匈奴前后进行了130余年的长期战争。在此期间，双方大的交战20余次，其中包括有多次大规模的骑兵集团的机动作战，兵力数量常在十余万乃至几十万。本文即就这一战争的概况及其历史经验谈些看法。

汉匈百年战争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一阶段从公元前200年（汉高帝7年）至公元前134年（汉武帝元年）。这一阶段，汉王朝对匈主要实行战略防御，采取了妥协的和亲政策。

公元前202年6月，刘邦建立了西汉王朝。公元前200年冬，日益强盛起来的匈奴冒顿单于，联合背叛朝廷的韩王信军，南攻太原郡，兵锋直指晋阳（山西信原西南晋源镇）。为保卫新生政权，刘邦率32万大军实施反击，在平城白登山（山西大同市东北35里采掠山南麓），被匈奴的40万精骑包围，用陈平计，厚贿冒顿阏氏（皇后），才得以突围。

这是汉王朝与匈奴之间进行的第一次战争。这次战争，双方主力虽然没有进行激烈交战，但由于匈奴骑兵的强大，迫使刘邦派娄敬送长公主（实为家人之女）予冒顿单于为妻，结亲而和。文帝时，匈奴数次大规模寇边。公元前177年（汉文帝前元3年）5月，匈奴右贤王率军寇扰河（河套以南鄂尔多斯地区），杀掠人民。文帝派丞相灌婴率车骑8万5千人，到高奴（延安北）集中，并调材官（地方兵）及北军进屯长安为后援，对匈奴实施抗御，右贤王得知汉军北进，率部退去。

公元前166年（汉文帝前元14年），匈奴老上单于（冒顿单于子）率14万骑兵侵扰朝那（甘肃固原东南）、肖关（固原南），杀掠吏民。文帝派军抗御，匈奴退去，汉军追至塞外，无所获而归。景帝时，吴楚等七国于公元前154年（汉景帝前元3年）举行叛乱，汉王朝无暇顾及北部边境，匈奴乘机入寇，杀掠人民，公元前142年（汉景帝后元2年）入雁门（山西右玉南），太守冯敬战死，边境人民遭受很大的损失。

2.第二阶段从公元前133年（汉武帝元光2年）马邑之战开始，至公元前199年（汉武帝元狩4年）的漠北之战结束。这一阶段汉王朝对匈奴实行战略反击和战略进攻，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公元前133年，汉武帝派韩安国、李广、公孙贺等率车骑、材官30多万隐蔽在马邑（山西朔县）附近山谷中，派王恢、李息在代（山西代县西北）埋伏，准备截击匈奴辎重。又派聂壹引诱匈奴来攻马邑，企图一举伏歼匈奴主力，匈奴军臣单于（冒顿之孙）率10万骑兵被诱攻马邑，后发现汉军主力，大惊退走。马邑之战，汉王朝虽然未能实现预定计划，但却揭开了对匈奴的战略反击的序幕。

马邑之战后的11年间，汉匈奴之间大规模的交战共8次，其中5次属汉朝的反击作战，3次属汉朝主动进攻匈奴的作战。在这8次交战中，汉军一次战败（龙城之战），两次战平（渔阳、雁门之战，定襄之战），5次取得了胜利。公元前127年，汉王朝派卫青、李

息出云中，沿黄河西进，在河南歼灭匈奴数千人，乘胜直至高阙（内蒙杭锦后旗东北）后，沿黄河折而南下，直到陇西（甘肃临境内），收复河南，设置朔方郡和五原郡，招募内地居民10万迁居朔方，修整秦时蒙恬所筑边塞，解除了匈奴对长安的直接威胁。

从公元前121年开始，汉王朝对匈奴实行战略进攻。为彻底肃清盘踞河西的匈奴，汉军于是年兵分东西两路实施出击：一路由霍去病、公孙敖率领数万骑兵出北地（甘肃环县东南）向河西进攻；一路由张骞、李广率领1万4千余骑兵出右北平（辽宁凌原西南），进行策应。西路霍去病军深入敌境2000余里，过居延海（内蒙额济纳旗东南），在祁连山击败休屠王、浑邪王等部，迫降单桓、酋涂王、相国、都尉及其众2500余人，获得了决定性胜利。东路李广率4000骑兵在深入敌境数百里后，被匈奴左贤王部4万余骑兵包围，激战2日，伤亡大半，张骞率万余骑兵赶到，始得解围。是年秋，浑邪王以连遭失败，怕单于降罪，乃杀休屠王，率4万余人降汉。

汉武帝为彻底打败匈奴，于公元前119年（元狩4年）春，发骑兵10万，从军战马14万匹。由卫青、霍去病各率骑兵5万，步兵、辎重人员数十万跟进，再次主动出击，深入漠北（蒙古大沙漠以北地区），寻求与匈奴主力决战。卫青率军出定襄后，命李文、赵食其

率部由东道进击，自率主力直趋单于主国，汉军越过沙漠后与单于军接战，杀敌1万9千余众，追击200余里，获大批辎重，补充军食，尽烧余粮而还。霍去病军以李敢（李广子）为大校，率军出代郡和右北平千余里，越过大漠，击破匈奴左贤王军，斩杀7万余人，俘屯头王、韩王以及将军、相国、当户，都尉等83人，追击左贤王残部至狼居胥山（蒙古肯特山）。这次作战，史称漠北之战，是一次带决定意义的战略性决战，汉军取得彻底胜利，从此，“漠南无龙庭”，16年北境无战事。

3.第三阶段从公元前103年（汉武帝太初2年）的浚稽山之战开始，至公元前71年（汉宣帝本始3年）的汉援乌孙击匈奴之战而结束。

这一阶段，汉匈之间较大规模的交战共7次，汉军虽屡遭失败，但最终还是取得了胜利。公元前103年（汉武帝太初2年），匈奴左大都尉企图谋杀单于降汉，武帝派赵破奴率骑兵2万出朔方西北2000里至浚稽山接应，单于发觉后杀左大都尉，派兵迎击汉军。赵破奴

军与其激战后，退至受降城（内蒙东阴山北400里处），被匈奴8万骑兵包围，全军覆没，赵破奴兵败被俘（后逃归）。

公元前99年（汉武帝天汉2年），武帝派李广利率骑兵3万出酒泉，与匈奴右贤王军战于天山，俘斩匈奴万余。还军时，遭匈奴大军围困，士卒死伤大半，李广利率残部随部将赵充国突围而还。李广利的辎重护军李陵，自请率步兵5000进击匈奴，孤军出居延北至浚稽山，被匈奴3万骑兵包围。李陵以大车为营，列阵迎战，射杀匈奴数千人。单于增派骑兵8万继续进攻，李陵终因寡不敌众，兵败被俘。其部分散突围，入塞者仅400余人。

公元前97年（汉武帝天汉4年），匈奴寇扰雁门，武帝命李广利、路博德、韩说、公孙敖等率21万大军分路迎击，李广利军与匈奴交战十余日而无功，公孙敖又被右贤王击败，汉军各路被迫退归。

公元前90年（汉武帝征和3年），匈奴进攻五原、酒泉。武帝命李广利率军7万出五原；商丘成率军3万出西河；莽通率骑兵4万出酒泉，实施反击。李广利军进至夫羊句山（蒙古聂郭尔山），击败匈奴右大都尉与卫律所率5千骑兵，乘胜深入，追击至郅居水，派

2万骑兵渡水与匈奴左贤王、左大将部2万骑兵激战，杀左大将。后李广利军退至燕然山（蒙古杭爱山），人马劳倦，被匈奴5万骑兵追及，双方激战，死伤甚多，汉军大败。

公元前79年（汉昭帝元凤2年），匈奴派左右二部骑兵2万余，分4队攻掠汉边境地区。汉军反击大胜，追杀俘斩共9千余人，俘瓯脱王，匈奴向西北远遁。

公元前78年（汉昭帝元凤3年），匈奴右贤王、利污王率骑兵4千分三路攻扰日勒（甘肃永昌西）、屋兰（甘肃山丹北）等地。由于汉王朝预知其谋，下令张掖太守、属国都尉加强防御，发兵进击，大败匈奴，射杀利污王、匈奴仅有数百人逃归。

公元前71年，匈奴屡次攻扰西汉边境，乌孙（当时的一个部族，分布在新疆温宿以北）亦遭匈奴攻扰，向汉求救。宣帝派田广明、范明友、韩增、赵充国、田顺等五将率16万骑兵，由河西、张掖、云中、酒泉、五原等地分道出塞，并派常惠联合乌孙共同出兵击匈奴。匈奴探悉汉军大举出动，人畜远遁，汉军斩获甚少。是年冬，单于自率万骑击乌孙，虏其老弱欲还，时天降大雪，匈奴人畜冻死者十有八九。丁零、乌桓、乌孙三部族从北、东、西三面乘机进攻匈奴，斩首数万级，马数万匹，获牛羊甚多，加之冻饿，匈奴人死者十之有三，畜死十之有五，遂彻底衰耗。

至此，东方的汉匈“百年战争”亦告结束。

“百年战争”是西汉反击民族侵掠的正义战争，其时间之长久，规模之浩大，斗争之复杂，在古代战争史上是罕见的，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宝贵的历史借鉴。

1.战争是综合国力的较量，必须发展经济，不断改善军队的武器装备，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

西汉王朝在建国之初，由于楚汉相争的国力消耗，人口锐减，土地荒芜（史书记载，西汉初年连皇帝都找不到四匹一色的马驾车，将相大臣有的甚至坐牛车上朝），无力抗御拥有30余万强劲骑兵的匈奴人的寇犯，因而采取了妥协的亲政策，实行战略防御，努力争取恢复和发展生产的相对和平环境。

经过六七十年的与民休息，发展农业生产，综合国力得到了增强，社会的生产力得到提高，人民生活也有了改善。景帝时，在西北边境大兴马宛36所，养马30万匹，为大规模

组建骑兵兵团奠定了基础。到汉武帝时，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大量增加，为军队准备了大批兵员；冶铁业、车船制造业、兵器制造业的发展，军队的武器装备得到了改善，从而为对匈奴实施大规模反击作战并取得决定性胜利创造了条件。

但是，到汉武帝晚年，汉军与匈奴作战却连遭失败，原因固然很多，根本的问题则在于对匈奴进行了大规模反击作战后，西汉的综合国力已大大削弱，而匈奴经过16年养息士马，力量又发展到可以与汉王朝相抗衡的程度。此后，昭帝即位，霍光秉政，“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汉宣帝即位后，又慎择刺史守相，平理刑狱，把都城各郡国的苑囿、公田假给贫民耕种，减免田赋，降低盐价，缓和了阶级茅盾，发展了农业生产。由于连年丰收，谷价降到西汉以来的最低价格，纺织业和铁器制造业也发展到很大规模，从而使综合国力得到增强，这是宣帝时，最后战胜匈奴的根本原因。

2.战争决策往往决定国家命运，必须从实际出发制定和执行正确的军事战略。战争乃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不可不慎。高祖至惠帝、高后时，国力孱弱，采纳娄敬等人的建议，对匈奴采取了防御的军事战略，迁内地10余万口居关中，北备匈奴，在政治、外交上采取和亲的妥协政策，以公主嫁单于，每年给匈奴进奉

大量丝绸、粮食、美酒、宝马等。

惠帝时，匈奴屡次侵扰北部边境，汉王朝均按高祖既定战略，采取胜了忍让政策。当冒顿单于来信辱吕后，吕后大怒，欲发兵击匈奴，樊哙自请率兵出击，曰：“臣愿得十万众，横行匈奴中”。季布言樊哙当斩，并严厉抨击了樊哙在战争问题上的鲁莽态度。吕后采纳了季布等人的建议，没有因怒而致战，仍奉行和亲政策。

文帝、景帝时期，虽然国力大增，但要从根本上解除北部边患，战胜匈奴还有困难。因此，汉王朝仍继续执行防御战略，每遇匈奴大举侵掠边境，只是集结兵力，陈兵边塞，匈奴退去也不穷追。公元前166年（汉文帝前元14年），老上单于率14万骑兵大举入侵，文帝难忍欺辱，执意御驾亲征反击匈奴，群臣劝谏不听，薄太后亲自出面才被制止。

武帝即位后，国家殷富，兵马强壮，但对战争问题仍是非常慎重。武帝曾两次发动文武大臣讨论对匈奴战争问题，第一次是在公元前135年（建元6年），御史大夫韩安国与大行王恢进行了激烈争论，最后仍决定继续执行前辈所制定的防御战略与和亲政策。公元前133年春，再次召集群臣就对匈奴的和、战问题进行了廷议，才决定改变四代先帝奉行的防御战略与和亲政策，对匈奴实行战略反击。随后，汉武帝便出动了30余万大军，进行了旨在伏歼匈奴主力的马邑之战，揭开了战略反击的序幕。经过15年反复较量，终于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武帝晚年，由于连年战争，国力大耗，人民疲苦不堪；而匈奴在漠北决战之后经过16年养息士马，战力已有复苏。那时，汉王朝本应持重待机，武帝却仍然采取有侵必反的方针，在作战力量的动用上也几有失当，加之缺乏名将和战马，以致屡遭失败。例如，公元前99年（汉武帝天汉2年），武帝遣李陵率步兵5000，孤军出塞数千里至浚稽山（阿尔泰山中段）趋战，被匈奴3万骑兵包围。汉军步兵与6倍于已的匈奴骑兵作战，当然只有失败之一途。作为最高决策者的汉武帝，对于这次战争没有慎重地算计于庙堂，这不能不说是重大的失策。当时老将路博德曾提出：“方秋匈奴马肥，未可与战争”，但武

帝却怒而不纳，结果损失4500余名荆楚勇士，本来可以担当重任的战将李陵也做了匈奴的俘虏。

兵久而国不利，穷兵黩武者亡，这是历史所反复证明了一的一条规律。在战略决策上要持重慎密的问题，是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应该认真加以对待的。

3.战争充满谋略的较量，必须注重兵书战策的研究，才能在斗智场上高敌一筹。战争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谋略的较量。纵观汉匈战争的全过程，汉王朝的谋略水平明显高于匈奴，这是汉胜匈奴的一个重要原因。

汉王朝着力于伐谋伐交，力图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公元前200年汉高祖平城被围，用陈平秘计，重贿冒顿单于阏氏（皇后），说汉高祖正派人选绝色美女送单于，阏氏怕单于得美人而失宠，遂力劝单于解围，高祖得脱，保存了实力。文帝、景帝时，汉王朝虽然采取和亲政策，但仍以重兵驻屯北部边境，以威慑匈奴。武帝时，以军事打击与战略威慑交替运用，取得了巨大的战略效益。公元前110年，武帝为震慑匈奴，亲率12将军18万骑兵，经上郡、西河、五原、出长城，北登单于台，直至朔方、北河，并遣使告单于说：能战即来战，不能战就速来称臣降服。单于受到巨大震慑，失气而不敢出战。此后7年间，北部边境无战事。

在汉匈战争中，汉王朝采取了许多积极措施，联络西域各国牵制或夹击匈奴。公元前138年（汉武帝建元3年），武帝派张骞率100余人出使西域，加强了同西域各国的联系。公元前105年（汉武帝元封6年），汉王朝以宗室女细君远嫁乌孙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国”，“断匈奴右臂”。细君死后，汉又以宗室女解忧和亲，使乌孙成为箝制匈奴的重要力量。公元前71年（汉宣帝本始3年），汉遣五将军率16万骑兵，乌孙也发5万骑兵，共击匈奴，取得了对匈战争的最后胜利。汉军在战争中巧用智谋，出其不意，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匈奴贪于虏掠，入侵以抢夺财物、男女人口为目的，常以肥饶地区和城邑为攻击目标，汉军则采取利而诱之的计谋打击对方。在公元前127年的河南之战中，汉军针对匈奴后方补给困难的弱点，以迂为直，沿黄河西进，从侧后攻击匈奴，一举收复了黄河河套以南的大片土地。在公元前124年的朔方、高阙之战中，卫青针对匈奴右贤王自恃兵强，囿于昼间常规战法的弱点，于夜间乘其疏于戒备，神速出击，一举歼灭其主力。在漠北大战中，汉军利用匈奴“汉军不敢越大漠作战”的心理定势，果断越漠出击，大获全胜。

汉军在谋略上高敌一筹，不是偶然的。早在汉王朝建国之初，张良、韩信就奉命序次兵法。张良深谙《六韬》，韩信深得孙吴兵法精耕细作髓，张、韩序次兵法，使上述权谋思想的精华在西汉得以代代相传。汉王朝还两次发动大规模的求书运动，广搜天下散佚兵书；文景、武帝也都非常重视用兵方略的研究，武帝还专门设置官吏校订、管理兵书，他不但自己熟读兵书战策，还亲自教授霍去病以孙吴兵法。在汉王朝中不但众多武将熟谙韬略，不少文臣也深知用兵之道。如陈平、栾布、晃错、爰盎、严助、刘安、朱买臣、主父偃、严安、徐乐、魏相，等等。他们辅佐帝王，运筹谋划，对取胜得战争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4.精兵强将是制胜之本，必须选练士卒，培养将才，从根本上提高军队的素质和作战能力。

汉匈战争的主要战场在西汉北部边境至大漠南北地区。这里，地形辽阔无垠，适于骑兵集团作战。战争第一阶段，匈奴咄咄逼人，汉王朝妥协退让，主要原因之一是汉军以步兵为主，机动作战不及对方。

文帝、景帝时，经济逐步发展，官府大兴养马业，组建骑兵部队，习练骑射，至武帝即位时，军队的远距离机动作战能力已大大提高。为适应对匈战争的需要，汉王朝很注意选拔将才。

武帝时，涌现了很多谋深韬远、能征惯战的名将，如卫青、霍去病、李广、赵充国等。李广从公元前166年（汉文帝前元14年）以良家子从军击匈奴，历经文、景、武三代皇帝，作战70余次，威震匈奴，被称为“飞将军”。赵充国始为骑士，公元前99年，以假司马从将军李广利击匈奴。汉军为敌所围，缺食断水，死伤甚多，赵充国率百余壮士拼死冲杀，使李广利得以率军突出重围。充国受伤20余处，武帝亲自慰问，后封他为后将军，成为昭帝，宣帝时战胜克敌的名将。

孙子说：“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孙子•；作战》）。汉王朝重视选拔将才，对取得这场汉匈战争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武帝对匈奴作战40余年，前15年汉军越战越强，至漠北之战取得决定性胜利。在职此期间，卫青、霍去病发挥了重要作用。漠北之战后20余年，汉字武帝继续对匈奴作战，所战皆败，固然与国力削弱、决策失误、兵弱马少等因素有关，但缺乏智名将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宣帝时，西汉取得对匈奴作战的最后胜利，除国力军力增强，匈奴人心厌战等原因外，拥有一批比较杰出的将领也是重要原因。名将赵充国“沈勇大略，少好将帅之节，而学兵法，通知四夷事”

（《汉书》九传2971页）。度辽将将范明友，前将军韩增和右将军常惠等，也都善于用谋、用兵，他们在对匈奴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战争的胜利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资料收集，特别鸣谢百度汉家吧和三国云飞扬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