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古的变化还在继续，这个故事还要接着讲：

天地开辟之后，天每天升高一丈，地每天加厚一丈，盘古也“日长一丈”，跟着天地一块儿长。

如此又过了一万八千年，最后是“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

人的意义跟天和地是一样的，天地人并称为“三才”。

所以，在孔子看来，人是值得敬重的，人又是应该自重的。

读《论语》我们会发现，孔夫子教育学生时很少疾言厉色，他通常是用和缓的，因循诱导的，跟人商榷的口气。这是孔夫子教学的态度，也是儒家的一种态度。

我们见到一些老师声色俱厉，经常指责他的学生不该如何如何。那是这个老师没有到境界，真正好的老师会像孔夫子这样，平和地跟学生商量着把这种天地人三才共荣共生的关系讲透。

这样一种从容不迫的气度，这样一种谦抑的态度，其实正是中国人的人格理想。

与西方不同，中国哲学崇尚的是一种庄严、理性和温柔敦厚之美。《论语》中孔夫子的形象，就是这样一种审美理想的化身。

孔夫子的这个形象身上，凝聚着他内心传导出来的一种饱和的力量。这种力量就是后来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

只有当天地之气凝聚在一个人心中的时候，它才能够如此的强大。

《论语》的思想精髓就在于把天之大，地之厚的精华融入人的内心，使天、地、人成为一个完美的整体，人的力量因而无比强大。

我们今天也常会说，天时、地利、人和是国家兴旺、事业成功的基础，这是《论语》对我们现代人的启发。

我们永远也不要忘记天地给予我们的力量。什么叫天人合一?就是人在自然中的和谐。

我们努力创建和谐社会，而真正的和谐是什么?

它决不仅仅是一个小区邻里间的和谐，也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还一定包括大地上万物和谐而快乐地共同成长；人对自然万物，有一种敬畏，有一种顺应，有一种默契。

这是一种力量，我们如果学会了提取锻造这种力量，我们就能够获得孔夫子那样的心胸。

我们看到，孔夫子的态度非常平和，而他的内心却十分庄严。因为其中有一种强大的力量，那是信念的力量。孔夫子是一个特别讲究信念的人。

他的学生子贡问，一个国家要想安定，政治平稳，需要哪几条呢？这个故事在《论语》里叫做“子贡问政”。

孔子的回答很简单，只有三条：足兵，足食，民信之矣。

第一，国家机器要强大，必须得有足够的兵力做保障。

第二，要有足够的粮食，老百姓能够丰衣足食。

第三，老百姓要对国家有信仰。

这个学生矫情，说三条太多了。如果必须去掉一条，您说先去什么?

孔夫子说：“去兵。”咱就不要这种武力保障了。

子贡又问，如果还要去掉一个，您说要去掉哪个？

孔夫子非常认真地告诉他：“去食。”我们宁肯不吃饭了。

接着他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没有粮食无非就是一死，从古而今谁不死啊？所以死亡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国民对这个国家失去信仰以后的崩溃和涣散。

物质意义上的幸福生活，它仅仅是一个指标；而真正从内心感到安定和对于政权的认可，则来自于信仰。

这就是孔夫子的一种政治理念，他认为信仰的力量足以把一个国家凝聚起来。

现在有一种说法，说21世纪评估各个国家人民生活得好与不好，已经不是过去简简单单G(国民生产总值)一个标准，还要看GNH，就是GroNationalHaine，国民幸福指数。

也就是说，评估一个国家是不是真正富强，不能单纯看国民生产总值的绝对量和增长速度，更要看每一个老百姓内心的感受——他觉得安全吗?他快乐吗?他对他的生活真正有认同吗?

我们国家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曾经参加过一次国际调查，数据显示，当时我们国民的幸福指数只有64%左右。

1991年再次参加调查，这个幸福指数提升了，到了73％左右。这得益于物质生活条件的提升和很多改革措施的实施。

但等到1996年再参加调查时，发现这个指数下跌到了68％。

这是一件很令人困惑的事情。它说明，即使一个社会物质文明极大繁荣，享受着这种文明成果的现代人仍然有可能存在极为复杂的心灵困惑。

让我们回到两千五百多年以前，看看就在那样一个物质匮乏的时代，那些圣贤是什么样子。

孔夫子最喜欢的一个学生叫颜回，他曾经夸奖这个学生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

就是说，颜回家里很穷，缺衣少食，住在非常破烂的小巷子里。这么艰苦的生活对别人来说简直难以忍受，而颜回却能够自得其乐。

也许很多人会说，生活就是这样，穷日子富日子都得过，那有什么办法？

颜回真正令人敬佩的，并不是他能够忍受这么艰苦的生活境遇，而是他的生活态度。在所有人都以这种生活为苦，哀叹抱怨的时候，颜回却不改变他乐观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