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夏天的校园里，邓一群满腹的心事，他很不痛快。他高兴不起来。与他的愿望相比，他内心里感到一种强烈的失落。

邓一群一直是个用功的好学生，四年的大学生活，在校方，他担任过学校的宣传干部、校报的特约通讯员；在民间，他是同乡联谊会的副秘书长。他的表现得到一些老师的积极认同，特别是班主任，看中了他表现的那份诚恳，积极推荐他，校方甚至有意考虑让他将来留校。但随着毕业日子的临近，美梦被击破了——留校的名额极少，已经内定了，而内定的名单里没有他。

他将面临着被分配回到老家的县里去。他当然并不介意被分回到老家去，如果有一个理想的岗位的话也是不错的。他想：以自己的表现，进机关应当是不成问题的，学校也许是因为当初有过让他留校的念头，所以，对他的评语写得很好。但是，事情的结果与自己的愿望大相径庭，他感觉仿佛突然被人浇了一头凉水。

在四月份县人事局召开的会议上，他已被初步确定分配在县里的农业机械厂。那次参加会议的本县毕业生竟然多达六七十人，他们大部分是县城出身的，而且毕业于县中。男男女女，意气风发。他在那群人里很不起眼，四年的大学生活，他还保持着一个农村出身的学生的样子，蓝色的学生衣着，黑瘦的脸，戴一副价值低廉的老式黑框眼镜。他性格是本分老实的，甚至还有点胆怯——对一切有权势有力量的东西保持一种敬畏。这是他从父母身上遗传来的。

邓一群所学的专业应该说是绝对的专业——金属机械热处理。但在当前社会分工还很粗拉的情况下，这样的专业就显得无关紧要了。兽医学专业也可以从事文秘、档案什么的。热处理专业也可以做一名税务或检察干部。当初考大学时，他根本没有好好想过专业这个问题，只要能考进去，哪怕是个中等专业学校，他也是喜欢的。所以，填志愿时他只是听从了老师的意见。老师的话总是对的。考进学校就不必再像哥哥姐姐们一样当农民了，就能登记上城市户口，就能吃上国家供应的粮食。

在那次会议上，意向里有不少毕业生将进入县委、政府及各个直属局，很少有进企业的。而且，事实上有几个将分配在市里。八十年代中期的大学生还是比较紧俏的。邓一群也想进机关。县里面有农业机械局，邓一群想如果进不了县政府或县委机关，进政府直属的机械局也很好，但会上那个姓朱的胖局长却和蔼地对他说，下面有个机械厂缺少他这样的人才（一机厂或二机厂随他挑选），而他这样的年轻人应该先到下面去锻炼，将来肯定是能大有作为的。那话里虚假的温度让他感到特别的心寒。他知道，事情的实质并不取决于他是一个什么“人才”，而是他没有任何后台和背景。

他家里的人对他的分配并不抱奢望。家里人正为他能分回县里工作而感到高兴呢。乡亲们看他的眼神都是很羡慕的。在那个村里几十年才出了他这么一位大学生。邓家祖辈都是农民，现在却终于有了他这么一位吃国家商品粮的，怎么能不让家里人感到骄傲呢。邓一群感到自己和家人的隔膜，他们不会理解的。他的烦恼他们永远也不能理解，因为他们是农民，没有接受过好的文化教育。“人生识字糊涂始”，而他们是没有这种糊涂的感叹的。这就是一种他们之间的差别和距离，他想。

回到村里的那个晚上，一家人围坐在哥哥家的那张圆桌上，面对着一盏油灯，大家都有点兴奋地讨论邓一群回来的问题（除了他本人）。他们企盼他回来，因为他是全家人的一张王牌。他就是家里人的一张光荣而巨大的脸面。他是全家人精神上的强大支柱。

尽管作为一个青年学生的邓一群当时的见识和阅历是有限的，但是他仍然强烈地感受到故乡（四年的大学生活，他已经从心里把这里称作故乡，而不是家乡）与外面世界的巨大反差。这里差不多是苏北大平原上最贫困的地方，偏僻、落后，几十年面貌不变。这里的老百姓，混沌愚昧，不知天高地厚，有时相当自卑，有时又妄自尊大。年轻的邓一群不想再回到这个地方来，如果能分配到县政府机关，他当然非常高兴，但分配到一个小小的企业，他在情感上却是不能接受的。既然别人能分到机关，为什么他不能够呢？虽然他没有后台，但他认为自己在本质上同别的同学是一样的，他不能不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