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他又实在没有胆量。他过去所能见到的最大的官也就是生产队长和大队书记（后来叫做村民小组长和村支书），还有就是中学里的校长与大学里的系主任，连大学校长都没有见过。真的，四年的大学生活，他只是远远地见过一次校长，而那个校长准确地说还不是官，至少他自己不认为是个官，他更愿意把他当成一个学者。像省政府秘书长这样的干部，他过去想也不敢想。但是，如果他不去试一试，等待他的结果只会是一个。躺在宿舍里的床上，感受着暑热的煎熬，翻来覆去地彻夜难眠。怎么办呢？是死，还是活，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脑海里反复回响着哈姆雷特这句著名的台词。他想：我是多么地不幸啊！我的不幸并不比哈姆雷特更糟糕。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安娜·卡列尼娜》开头就是这样说的。我的不幸和哈姆雷特的不幸是不同的，但痛苦的感受却是相同的。他想，我没有任何靠山和后台，所有的一切都要靠我自己去奋斗得到。别人帮不了我。我只有勇敢地一人去面对现实。

在经历了好几个不眠之夜后，他第二次又来到了省政府的大门口。然而像第一次一样，看看省政府的大门，再看看自己瘦弱的身材和那副学生打扮，他再次失去了信心。他终究不敢走近那神秘的所在。

一次一次地去，一次一次地失去信心和勇气，他真的快要把自己折磨疯了。他变得格外的绝望而疯狂。家里人不知就里，就在他痛苦的时候，哥哥邓一彬给他打来了电话，问他什么时候回去，并且告诉他，自己家因为农业税上缴问题和村长打了一架，结果村长人多势众把他打得不轻，躺在家里睡了好几天。邓一彬想要去县里的法院上告。

邓一群听了默默无言。

日子在一天天地流逝，就在这样的延宕里，痛苦和焦虑也一天天地加深。一个下午，他碰见了他的一位任课老师，他对他的滞留感到格外不解和困惑，他说他再这样下去，一定很不好，劝他抓紧时间回去报到。邓一群灰心透了。他感到自己可能真的完了。当他第七次来到那个大门的时候，他终于下定了决心。

那颗心简直就要蹦到了嗓子眼。他紧张极了。门前的士兵拦住了他，详细地盘问他，好像他并不是个学生，而是一个流窜犯。他把学生证掏出来给那个年轻的士兵看，并且把自己所有的衣兜都翻了个底朝天，让他看，好证明自己没有携带任何危险的凶器（他以为他是要看他是否藏有凶器，天哪，多年后他回忆起来感觉自己真的无知极了，也可笑极了）。他可怜巴巴的样子终于让士兵相信他的话（他说他是找一位老乡），放了他进去。省政府院子的宽大让他吃惊不小，进了大门是一条宽阔的水泥大道，而两边都是些粗矮但却茂盛的法国梧桐树。那里面有很多办公楼，他却不知道他那个身居高位的老乡在哪一幢楼里办公。汗水早已把他的汗衫湿透了，并且由于多日未洗，在他的背上画了一幅浅白和深色相间的地图形状。他盲目地转了一圈，经过很多办公楼，他都没有敢进去问。他甚至有点后悔来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这样地神圣和威严，很可能他最后的结果是碰得鼻青脸肿。

邓一群最终鼓起了勇气：他看见一个推着清洁车的老头。

“请问……老师傅，哪一幢是办公厅大楼？”

那老头四面看了一下，看了看他，指着后面的一幢很不起眼的小红楼，说那里就是省长们办公的地方。问他找谁。邓一群说是找虞秘书长。老头没有再问，闷着头走了。

巨大的恐惧和威严。这是一个权力中心。除了他，老家里的人谁能走进这样的院子？乡里的书记乡长也未必就能，但是，现在他进来了。邓一群越是往前走，那颗心在胸膛里跳得越是厉害。一种巨大的恐惧慑住了他，但它却又刺激他往前走。在小红楼的值班室里，他再次被人揪住，询问他找谁。紧张使他都说不出话来。他红了脸，结结巴巴地说了半天才使那个值班人员听懂，他要找政府虞秘书长。那个人问他和虞秘书长是什么关系，他紧张地说是老乡，后来又赶紧说是亲戚。这样说的时候他心里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那个戴着红袖章的值班人员很可能把他送到公安局去。但他知道自己并没有犯法。那个人在听了他半天的陈述后，告诉他说，虞秘书长已经离休了，在家里。邓一群听了就木然了。半天，他才想起问一声，那么他家现在住什么地方？那个人告诉他，住在西康路，好像是3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