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邓一群去机械工业厅报到了。

一切都是新鲜的。

报到手续很明了。

人事处处长把他领进了计划处，处长、副处长、科长、副科长，一般的同事，都一一做了介绍。邓一群像个听话的学生，他希望自己能给大家一个谦逊的好印象。大家对他露出了欢迎的笑容。

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坐下来，再给他一堆材料，让他看，熟悉情况。

在椅子上坐下后，邓一群才在心里舒了一口长气——这下是真的了。这一切，简直就像是做梦一样。他想不到事情一下子变得如此容易。他现在真正成了一个城里人，一个生活、工作在省城里的人。从一个贫穷的乡村到大城市的省城，这中间的距离有多大，那是根本不用说的。

在计划处，邓一群要做的就是根据各种数据制订全省的机械工业计划，和各种表格打交道。与他过去所学的专业相比，完全没有共通的地方。但他毫无怨言，是的，学习是手段，而并不是目的。他的目的是不再生活在农村，做一个农民，而是在考上大学后，成为一个干部，一个城里人。就这样，他一步一步达到并接近了自己心中的目标。考上了大学，如今，也留在了城里。

没有谁知道，为了能够留在城里，邓一群内心蒙受了多大屈辱。这种屈辱是不为人知的，只有自己在孤独时才能深刻地感受到。

在那个暑期里，他一次次地往那个地位尊贵的老乡家里跑。离休后的虞秘书长显然对他已经有点不悦——他已经答应为他向县里打招呼了，然而看他那样子却并不怎么相信他。虞秘书长觉得自己是个曾经一诺千金的人，但却受到了一个毛头无知小伙子的侮辱。离休以后，他倒是希望有人不断地来找他。找他就是在尊重他，抬举他。这使他获得一种心理上的满足。他内心里还强烈地感觉到自己是个有用的人。他也的确还有些影响。像邓一群这样的事，对他而言，也是举手之劳，但他却受不了邓一群这样的死缠烂打。邓一群也很清楚他在干什么，但他更清楚他已经没有太多的时间，他在时间上经不起拖延。他只能这样。有一次，虞秘书长甚至很不耐烦地对他说：“你先回到县里去，合适的时候我会打电话给县里安排好你。年轻人不接受锻炼怎么行？”

邓一群知道，要是他听话回去了，也许根本就不会变。校园里的毕业生差不多都走光了，而他的焦虑也日甚一日。夜里他躺在床上，头脑里翻来覆去只有一个想法：无论如何，我一定要求他，留在这里。如果需要他付出什么，他一定不惜一切，甚至是尊严。他一个穷学生，又有什么尊严好讲呢？他发现，每次去，他那种穷巴巴的学生模样，已经越来越引起了虞秘书长老伴的同情。虞老的老伴看上去很年轻，也很有风度，看得出她过去很漂亮。邓一群后来听他家的那个叫葛素芹的外地小保姆说，这个老伴是虞老后娶的。虞老的老伴三年前已经去世了，现在这个过去是省京剧团的青衣。虞老的儿女们都参加工作了，而且还大多在外地。后来的这个老伴也姓邓。邓一群就叫她阿姨。

在一个星期五的下午，班主任找到他，很严肃地问他怎么办，要求他必须在下个星期立即回到县里去，否则他将来有可能连一个接收的单位也没有，落个一切皆空。那一刻邓一群真是绝望极了，他像掉进了一个无底的深渊，上天，高不可测，而四周却是漆黑一片。抱着最后一线希望，他再次来到虞秘书长家里。在这位前政府秘书长家里，他想起自己的家境，想起自己的爱情，想到自己这些日子来的奔波，内心一难受，忽然就忍不住流出泪来，他说求虞秘书长帮忙，到一个新单位后，他一定会努力工作，好好表现。当时那个样子一定可怜极了。多少年后，邓一群已经再也没有勇气去回想那一幕了，或者说他已经深以为耻了。但那一刻，他顾不得了，所谓“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他知道，他只有充分地表现出自己的可怜和无助，才有望得到虞秘书长的帮助。那泪流得特别地真诚。他是在为自己的前途流泪。家里那样地穷，供他读完了四年的大学，他决不能回到县里的一个什么工厂去。当时的场面多少有点动人。老虞叹了口气，他感觉到自己的这个小老乡，已经成了他生活里的一种负担。他内心越来越感到不悦：许多学生都可以回去，为什么他就不能回去？不公的现象肯定是有的，但他后来可以努力嘛！年轻人，还能一点委屈都不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