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周头的情书是怎么落到姜副处长的手上去的呢？这是一个谜，谁也解不开的谜。而姜处为什么要这样做，一部分人猜测是他凯觎周永胜的那个处长位置，但分析起来又不完全像，因为在他之前还排着一位副处长。如果事情果真是他干的，也许真实的目的，只有他本人知道。

罗正英在出了这件事后表现得疯疯癫癫的，她找到了机关党委，找人事处，申明自己和周永胜并没有关系。对于周永胜写给她的情书，她一点也不知情。那些人听了，只是看着她，说了一些原则上的话，让她感到委屈得很。她很希望组织上能出面为她正名，但组织上却表现得冷若冰霜。组织的眼睛是雪亮的，绝不相信她是清白的。谁都相信，他们早已有了苟且关系。看来，机关里的情人关系，非常靠不住。维系他们关系的基础并不是感情，而是利益，一旦利益消失，关系也就了结。

这件事给邓一群上了生动的一课，明白机关是一个多么险恶的地方。应该说机关对这件事处理得还很客气，主动把这件事给压了。罗正英在叫屈了半个月后，发现组织上根本不能为她正名，于是她就向干部处、纪委反映周永胜过去多次向她表白“他那畜牲样的动机（原话如此）”，她是一个受害者。她要求组织上对周永胜有个处理决定，这时干部处才出面做罗正英的工作。她这样的要求几乎是可笑的，虽然他们这件事影响很坏，但这件事与周永胜的其他腐败行为相比根本算不了什么。也许在干部人事部门，表扬一个人是容易的，处理一个人却并不容易，因为在所有的机关干部中，周并不是做得最出格的一个。再说他这么多年下来，有着自己的关系网，这些人不知不觉中都会保护他。保护他，事实上也就保护了自己。

周永胜的退休并没有让处长人选在本处产生。计划处有相当一段时间处于一种真空状态。两个月后，机关安排了审计处的一位处长来到计划处主持工作。审计处的一位副处长自然升迁到处长的位置上。

就在新处长到来的前夕，姜副处长找邓一群谈心，说要发展他入党，并且乐意成为他的入党介绍人。邓一群清楚这个机会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姜的想法，他也能够理解。用姜的说法，就是邓一群真的已经具备一个年轻党员的条件了。

入了党，今后的路对他来说就不一样了。邓一群十分明白这一点。

在处里，邓一群的位置在一天一天地起变化。通过那件事，大家感觉他变得更加成熟了。从时间上来说，他也已经成了一个老资格的副科级干部（虽然事实上他的年龄并不老）。

处里又来了几位新人手，三科也来了一位，是个年轻姑娘，姓谈，叫谈琴。谈琴很年轻，是从一家财会中等专业学校毕业分配来的。邓一群很快就知道，事实上她也有背景，他的父亲是国营（经济学家改叫“国有”，“国营”和“国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事实上邓一群仅仅发现理论阐述上的确有了变化，而实质性的变化却没有）绿洲重型机械厂的党委书记。绿洲重型机械厂是全省著名的大企业，过去厅里好几任正副厅长都是那里过来的，甚至还出过一位副省长。

谈琴新到机关，所以她称邓一群为“邓科长”，叫得邓一群多少有点不自在，但另一方面心里却很受用。从位置上来说，他真正不再是个新兵了。不能小看这一点，在机关里，这就是很重要的资格。他想起农村里有一种传说：鬼要投胎做人时，他必须要拉一个垫背的进来，否则就永远也不能还生。有了谈琴，他就有了超度的希望。

邓一群对谈琴的印象很好，她很随和，而且相当谦让。她那种随意和田小悦又有些不同，更像是发自内心的。与田小悦相比，谈琴没有她那么洋气，比较本色。

对田小悦的那次失约，邓一群在内心里一直不能忘怀，但他却表现得相当成熟，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他能在第二天见到她后会表现得那么坦然。第二天上班的时候，田小悦小声对他说：“小邓，真的不好意思噢。”邓一群笑一笑，也小声说：“没什么。”她的脸好像红了一下，说：“我回家吃完晚饭还特地收拾打扮了一下，我妈还问我干什么，我说是和我的一个同事看电影。我妈说那你还磨蹭什么，还不赶紧。正当我刚要出门，结果我的一个同学到了我家。结果一坐就是好长时间，我又不好明说。真的，抱歉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