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步入了正轨，他们开始公开地约会，上街，逛公园。机关里的人也都知道邓一群的对象问题差不多定了。有一次在电梯里，邓一群碰见了办公室郑主任，就是他在心里比较讨厌的家伙。郑主任亲热地拍着他的肩膀说：“小邓啊，你的对象原来是肖国藩肖处长的妹妹呀。肖处跟我很熟悉的。什么时候请我吃喜糖啊？”邓一群笑一笑，说：“还没有定呢，定下来一定请你吃。”待郑主任出了电梯，他在心里唾了他一口，“请你吃糖？去你妈的！”同时心里又升起了一股特别的快慰——这就是现实世界，非常功利的世界。毫无疑问，这门亲事对他有怎样的好处，他已经有点看到了。

他们每天都要通电话，而他每个星期则要到她家里去一次。他知道肖如玉家里的人并没有提出什么反对意见。他问过肖如玉，她说，她哥哥放话，一切由她自己做主，其他人不必干预。听得出来，她哥哥的话对她一家有很大的作用。

对那个家庭，邓一群慢慢开始熟悉起来，未来的岳父过去是位正厅级干部，但若是以他革命的资历来说，他未免“进步”得太慢了些。据说这与他的性格有关。这位准岳父的文化不高，过去只上过两年私塾，17岁就跑出来革命，出来革命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阶级觉悟高，而是老家太穷。打了很多仗，死了很多人，他的命大，一路顺利地过来了，当过县委书记、区长、行署专员、法院院长、人事厅厅长、省委副秘书长等等，宦海沉浮，得意过，也失意过，荣耀过，也落魄过，文化大革命中他红过（以他的性格不难理解），但也被批斗过（必然的结果）。要是让他自己自觉地回顾这一生，他肯定会觉得他的失败远远大于他的成功。在他的仕途生涯里，他也记不清自己得罪过多少人，办错过多少事。他的性格中有一些属于偏执的东西，而且有时明知是错误的，他也会坚持到底，特别是在他担任某个部门主要负责人的时候。对革命培养出来的感情以及后来所表现出来的信仰热情，掩盖了他骨子里很多属于人性方面的缺点。冷酷的办事方式，使他在离休后，几乎没有什么朋友。过去的一些老同事和战友甚至很恨他。

准岳父是个冷酷的人。邓一群能够感觉得出来。他是个非常刚愎自用的人，在家里他可以说一句顶一万句（这只是他的希望）。退下来后，没有谁再听他的使唤了，所以他希望在家里还能发挥这种“余热”。而事实上家里人谁也不听他的，这就让他非常恼火。在家里，他是个非常不协调的人，与老太婆关系也不算好。他是个非常大男人的人。邓一群看得出来，肖如玉的母亲只是由于某种原因，不得不顺从他的意思。

闲下来了的这位老干部，有时还常常以革命者的身份自居。他从枪林弹雨里钻过来的，所以他对邓一群这样通过考试、入学、读书而进城的农村小子就有点不以为然。事实上他们的出身是相同的，但他对邓一群这种进城的方式内心有点小瞧。邓一群当然能够感觉得到，但他不会去说透。他对这位未来的岳父是敬而远之。如果说开始他对他还有些敬畏的话，完全是因为他的身份（一个正厅级干部与他的家庭有着怎样的距离啊），后来他则发现这位离休的高级干部根本就没有什么文化，有时真想不通他这几十年的工作是怎么做的。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会那样地缺乏人缘。

肖如玉的这位霸道父亲，退下来后没有什么爱好。每天在家里沉默寡言，定时起床、吃饭，然后出去散步，回来后回到自己的房里，坐在那张大写字台前阅读报纸和书籍。报纸有《人民日报》和《参考消息》。邓一群发现事实上他对《人民日报》并不感兴趣，更多的只是做做样子，好像是让家里人不要忘记他曾经是一位高级干部。他只看一版里的重要消息和社论，然后在上面用红铅笔画上一些道道，边上注明必须要注意几点几点，要求家里其他人也一起阅读（事实上家里人根本不关心他的这张报纸，例如他的妻子只读城市晚报）。他的那些红铅笔字写得又大又潦草，非常难看，就像是蜘蛛的腿爬过的痕迹。最让邓一群有时感觉好笑的是，有时报纸上出现什么反面人物的名字，他会在那些名字上打上红叉叉，一如在法院时在布告上打叉一样。当官当出来的职业病，病到了好笑的程度。除此，老人家会爱画两笔，这可能是他唯一像点样子的事情。邓一群有时也装出很有兴致的样子，看他作画，但那画却实在不敢恭维，画得山不似山，水不像水，至于花鸟鱼虫，那就更不用说了，他根本就没有那方面的天赋，要命的是老人家绝不认为自己是在消遣，而纯粹是在进行艺术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