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一群现在可以说是安居乐业了。一个农村出身的青年干部，在城里结了婚，算是真正扎了根。回想起当时他和葛素芹的事被机关里人发现后受到的那份嘲弄，今天想起来还是值得的。他是明智的。也可以说，是机关里人的嘲弄，及时地唤醒了他，使他迅速在短时间里和肖如玉亲和。断开和葛素芹的联系，对他并没有什么大的痛苦。因为，他内心里事实上早已经感觉到现实差距的存在，他没有第二个可能的选择。

新婚时的邓一群感到相当的幸福，知足了，与他的那些同学相比，他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剩下还有什么好想的？那就是事业。

你要是一个演员，追求的就是演艺事业是否达到了高峰；你要是个科学家，就看你一辈子有没有重大发明；你要是个作家，重要的就是看你一辈子是否写出了具有相当影响的作品……在机关里工作，所谓“事业”，说穿了，就是仕途。衡量一个人是否成功，主要看你在仕途上是否顺利，最终能到达一个什么位置。你要是能做到省长，那当然很了不起，你要是到了厅长，证明你的努力也是相当成功的，至少，你要成为一名处长。如果你在机关里干了一辈子，却还只是一个科长，那么可以说，你这一辈子就是白干了。能否当官，跟很多实际利益是相关的，比如工资、房子，甚至车子。到了厅一级，你上班时就不用总是蹬自行车了。机关行政科的老孙，才刚刚五十出头，可那长相看上去比退休六十多的老人还要苍老，脸上全是横一道竖一道的沟壑，累的，人不精明，又不会拍马，家里负担特别重，四口之家，住着一套四十平米的房子。他的妻子是在郊县上班，于是老孙的家也就住得远。他就这样每天骑车上下班，风里来雨里去，光单程在路上的时间就要花一个半小时。特别是夏天，有两次邓一群在路上看到他，一头花白的头发，随风飘着，一件很旧的汗衫完全被汗水浸透了，紧紧地贴在后背上。

邓一群不想这样，他希望自己能有所建树。有建树，自己就能生活得更好一些。谁不希望自己过上一种更好的生活？几年的机关生活，邓一群耳濡目染，一些人为了上去，暗地里都在用功。科级干部想到处级，处级想到厅级，厅级也想要往更高的目标去奋斗。当然，能否成功是另外一回事，但你却不能不努力。

走仕途，是坐机关的人实现人生价值的最好方式。

现在，邓一群感到自己有了很好的现实基础，年龄上又是很大的优势，如果自己不去努力，那么他就是糟蹋了自己的才能，他想。

人人都可以看得出，结了婚后的邓一群比原来更热爱工作了，他对三科的工作格外认真。邓一群心里清楚，要提拔，必须有一定的工作实绩，一个人到了什么位置，绝不是浪得虚名。另外，他好好地表现对提拔他的领导们也是一个很好的交待。

刘志新副厅长和龚副厅长之间有些矛盾，邓一群感觉到了。计划处这一块工作从前年开始由刘副厅长分管，邓一群和刘副厅长也时有接触。刘志新可以说是个非常称职的领导，他对计划处的工作了如指掌。什么工作该做，什么工作要缓一缓，刘副厅长比几个处长更清楚。他就像个高明的棋手，知道什么棋子放在什么样的位置最合适。可以说，这两年多来，计划处在机关里越发地醒目，与刘志新的领导有很大的关系。

邓一群对刘志新是怀有感激之情的，特别是那次处分的事，如果不是刘副厅长的一句话，也许他的档案里真的就会有一份处分。那样的后果真是不可想象。自从刘志新分管计划处以来，邓一群总是努力表现自己，他想要让他明白：他当年没有看错这个年轻人。而刘厅长对邓一群的工作也是满意的，夸奖之余，时不时地要同邓一群开一两句玩笑。有时，两人偶尔还会谈谈人生。邓一群感觉他心里还是有一种辛酸的东西。严格地说，刘副厅长并不适合从政。在机关里，刘志新是最没有威严的领导，因为他从不会板起脸来训人。谁要是做错了什么，他也绝不用大道理去批评，只是让那做错事的同志主动承担下来就算完。也许是自己知道自己的仕途到副厅也就终结了，所以，他有时候表现得就像一个小孩。有时候他常有惊人之语，说什么一等人才做学问，二等人才做教师，三等人才去当官。计划处的处长和下属们听了就笑，一起批评他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他说：“你们不知道当官的累，要不我跟你们换换。”下面一起喊“要不得”。中午，他在食堂里排队买饭，有时开饭时间延长，他也像一般机关人员一样表示不满，使劲敲打饭盒，只是他敲打出来的是音乐的声音，而且还是西洋音乐，前后的人听不懂，他就介绍说，这是什么圆舞曲，这是什么咏叹调，等等。吃了饭就网罗人打牌。他打牌时特别容易激动，常常为了一张牌而争得满脸通红，全然没有厅长的架子。有时，眼看输了牌，就作弊，偷牌，没有被发现，得意得不得了；被对手发现，先是千方百计地抵赖、狡辩，一旦关键被揭穿，立即乐得前俯后仰。那笑声，整条走廊上都能听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