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得康对沟墩乡里的干部，甚至是县里的一些主要干部，都怀有一种不满，那种不满还掺杂了更多的愤懑。那种愤懑简直让他要爆炸了。在愤懑之后，他陷入了一种深深的痛苦和担忧。

农村的现实，让他感觉四周简直一片漆黑。他也知道，虽然事实并不全是如此，可是即使这是黑暗的一小撮，也是他极不能忍受的。

那个叫乔小英的案子，一直牵动着苗得康的神经。乔小英的妈妈由于这一打击，变得精神恍惚，成天糊糊涂涂的，在事后的第三个月，一病呜呼了。她的父亲和叔叔们仍然在为那个女孩的清白而努力。根据他们四处探听来的消息，乡派出所为了完成县公安局布置的创收任务，杨健指派两个干警传唤了乔小英，在那传唤的几十个小时里，杨健多次对她进行诱供、逼供，并要她拿出5000块钱罚金。在她抵死不认的情况下，杨健就用皮带抽她，用脚踢她，并且强迫她在纸上摁了手印，而那纸上的供词，全是后来杨健叫人补写上去的。

在那张所谓的供词上，说她与邻乡一个叫刘兰军的人有过性关系，那个人送了她一条金项链和一对金耳环。然而乔小英的叔叔到那个乡去查对，那个乡却根本就没有一个叫刘兰军的人。

苗得康亲自写信给了市公安局和省里有关部门的领导，甚至给省公安厅厅长和省政法委书记写了信。省公安厅厅长和政法委书记的批示都非常严厉，要求地方严肃查处。但是，到了市县，就搁了下来。乔家为了向上告状，已经背上了近万元的债。近万元的债务，对一个农民家庭来说，那意味着什么？乔小英的父亲哭着对苗得康和邓一群说：“我一定要为我孩子讨个公道，否则她死不瞑目啊。谢谢你们为我们做主。”看着那老汉的样子，邓一群心里也不是滋味。一个好端端的家，就这么弄得不成样子了。

杨健还是那样子，神气活现。他对苗得康心里恨得痒痒的，却又奈何不得。苗得康也知道，如果他是一个平头百姓，而不是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那么他必遭杨健的算计。邓一群觉得杨健这事做得也太出格，自觉就离他远了。

焦作安他们这班乡干部，自然也表现得若无其事的样子。这两边，他们都不敢得罪。所以，对这件事，他们就都尽量不管不顾。只要自己活得安生，谁会去为民请命呢。而且，从一开始，他们主要还是偏袒杨健。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因素嘛，怎么也不能让一个老百姓告倒了政府。

这也是一种现实。

在沟墩乡，邓一群也看到一些富裕的农民，事实上那些人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他们精明而狡黠，朴素的本质已经失去了。像开饭店的老毛，一个四十多岁的胖汉子，和乡纪委书记孙得海是什么亲戚，他对乡政府熟悉得很。他开的这个饭店几乎就是乡政府的饭店。乡里的食堂也怪，怎么也办不好，于是上面来人，就到老毛的那个饭店去。老毛的饭店有个好处，随你吃什么，他都有，而且可以挂账。一年下来，乡政府也有十多万的吃喝。挂账归挂账，老毛也不怕，终归最后你要给钱。

乡里第一个跑起运输的户主姓严，据说现在已经有上百万了。乡里的书记和乡长见到他也要客气几分。他是富人，由不得你不尊重。据说过去严跛子是杀猪的出身，手里有点小钱。他的老婆年轻时很漂亮，和乡里不少干部睡过觉。乡里有事少不得要照顾他家。时间长了，家里就有了钱。儿子到了二十岁，不肯杀猪，也不肯老实当农民，于是家里就给他买了一辆二手车，跑县城，每天往返六七趟。就这样跑了三年，换了新车。到现在，他家已经有了三辆车，全部是雇人开。

这样的人物还有好几位。邓一群从内心里不喜欢他们，这些人都是农民的背叛者，但他们的背叛方式和他邓一群的全然不同。这些人都是投机者，狡猾而奸诈的小人。骨子里，他们还洗不了那份愚笨。但他们看到邓一群很客气，有两次严老板居然叫家里人送了好几盒营养品给他。谄媚者。邓一群坚决没有要。我也是谄媚者，谄媚的方式是相同的，仅仅是对象的不同。邓一群想。他没有收是因为觉得这样的事太小儿科，而且这样对他的形象不好。他们不是一路人。在省城，下面单位送什么东西给他，他敢要，而这些人则是要不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