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的主观上，并不认为自己是在肩负着与民族兴衰关系密切的什么大的“使命”和“责任”的。

恐怕寻找不出任何一句沈氏自己的话来能够显然地证明这一点。

作者自己并未高标自榜以白世人，论者其论是否一厢情愿？

而又据我所阅，沈氏在一篇论及他文艺观的文章中说过——他同样是很厌烦将文学囿在什么“使命”和“责任”中的。他基本上是为文学而文学的一派，认为作家当有权任意选择与“使命”和“责任”不相干的写作道路（手边没有资料，只能言其大意）——而他的湘西系列，是此前提之下的作品。

故连美国人写的《沈从文传》中，也指出了他后来回避社会现实的一面。

而我认为——本论文的论者，恰恰将此一面，一厢情愿地拔高到了不相适的程度。

我的建议：

论文贵在思想纯朴，不刻意贬之，亦不热衷拔高。两者都当忌。尤忌追求论题的“语不惊人死不休”。

又：

什么是主体性？

什么是人的主体性？

什么是男人的主体性？

什么是女人的主体性？

什么是男人眼里的女人的主体性？

什么是女人眼里的男人的主体性？

什么是文明的人的主体性？

什么是愚昧之人的主体性？

阿Q作为一个人，抑或一点儿没有自己的主体性？

我们处在一个垃圾概念太多的文化时代，切莫人云亦云，以其昏昏，使人昏昏。自己都说不清道不白的概念，即使别人当成口头禅说着了，也不必鹦鹉学舌的——请捡那自己清楚的词来用。自己清楚，别人大抵也就都明白你说的究竟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