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我的婆婆，她们没有受过充分的教育，虽然读了几年书，不能说没受过教育，但是她们没有独立自主的能力。在经济上，她们不是独立的个体，她们必须依附丈夫而生。当她们的男人不想要她们的时候，很可能一脚就把她踹掉，更别谈什么条件和协议了。在那样的情况下，女人如果能够忍辱负重，争取到米缸协议，她已经算是命好的了，可以跪下来感谢上天的恩赐。因为，还有更多的女人，她们连这样起码的协议都得不到！

米缸协议的附带条件就是女人的自尊，做妻子的必须委屈地忍受丈夫的不德。

但是，我跟我的母亲和婆婆不一样。

我受过完善的教育，最起码我受完大学教育，我的所谓自我尊严和自我意识也同时建立得非常稳固。因此，米缸协议对我来说不是恩赐，是一个侮辱，就像被迫的城下之盟。接受它等于作践我自己，你说我怎么能够忍受呢？这是来自我自身的压力。

第二个压力是来自我丈夫的。每次当我丈夫履行协议，他的目光是轻视的，他的态度是侮蔑的。中国人对这样的感受应该是非常有经验的，当英国人和我们签订《南京条约》，当日本人和我们签订《马关条约》，在他们要求履行条约的时候，我们是受侮的。

所以，我推翻了米缸协议，我无法接受米缸哲学的自欺。

如今，米缸协议落伍了。很多丈夫有外遇的女人，她们今天要求的是一个月入数万的生活费；而很多有外遇的丈夫，他们甚至可以一个月付出十万、数十万，收买一桩破碎的婚姻。

我就认识一个曾经去留日的女人，她的丈夫在中国台湾是做高官的，当他有外遇之后，他们彼此的协议是每个月由他付给她五六万的生活费，于是他们继续着名存实亡的婚姻。只是，女人的内心无法获得平衡，因为她的丈夫每次给她钱，总是给她脸色。她常常说：“我不想活得很辛苦，反正老公给的，不拿白不拿，对不对？”

事实上，这个问题的答案没有对或不对，只涉当事人的尊严。凡是接受米缸协议的女人，没有一个能够真正活出她婚姻的阴影，因为她必须放弃所有的尊严，其他还剩什么呢？

所以，我不随便劝妇女在婚变以后接受米缸协议，除非你真的没有一点生活能力，否则，维护一个受创者的尊严，实在要比接受不平等条约活得更为痛快。奇怪的是，很多女人竟然没有勇气拒绝，拒绝一个不平等条约。她们一直都载浮载沉着，为了接受条约而屈辱地活着，又继续屈辱地接受条约，她们之中甚至很少人敢去反省，只会一味地自我安慰而已。我可怜她们，并不是因为我圣贤、清高，而是因为我是过来人，我知道那种低声下气的痛苦。每当午夜梦回的时候，一点一点的屈辱从被压抑的深处一直冒上来，你只有用尽所有的力量才能把它压回去，到底值得吗？

不值得！

历史一再告诉我们，历史上各项不平等条约是我们的国耻，那么你有没有想过，米缸协议对女人来说正是个人的大耻？没有的话，赶快想一想吧。

做一个乐观主义者

去年7月15日“晚晴协会”举行创立酒会，柴松林教授又发表了一个灾难数字：

过去二十年来，中国台湾离婚率的上升幅度是全世界最高的地区之一。目前每六点五对的夫妻就有一对离婚。到了1999年是每三对就有一对离婚。至于欧美国家的离婚率虽然依旧很高，目前是每两对就有一对离婚，但是他们在二十年前就经历过离婚率上升的最高点。

当柴教授发布这项消息之后，我家的电话就从早响到晚，因为据统计中国台湾地区离婚的第一大主因就是外遇问题，而我又被称为“外遇专家”，大家当然就前来问询我了。

今天中国台湾的离婚率愈来愈高，和世界上其他地区的高离婚率，并不是如一般舆论所说的，是道德的沦丧，或是家庭的、伦理的破产。相反，这很可能是这个社会进步和开明的象征。在父系社会中，传统的婚姻质量非常差，女性在婚姻中被剥削得很厉害，男性也不见得能从这样的婚姻中获得很大的愉快，因为一些规定固然可以限制女性，但同时也限制男性。女性没有能力独立，加上环境的保守，造成女性片面忍耐不良婚姻的不公平待遇。

现在离婚率很高的国家和地区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除了少数落后的部落社会，都是工商业发达的民主社会。也就是，政治愈开放的国家和地区，离婚率愈高。此外，美国也曾作过统计，当妇女就业人数以两倍速度上升的同时，离婚率也以两倍的速度上升，可见离婚率的高低和妇女的经济能力成正比。

很多人认为，会采取离婚途径的人一定是婚姻的失败主义者，事实不然，离婚的人基本上应该是婚姻的乐观主义者。这话怎么说呢？很简单，因为他们有勇气，有勇气去结束一段质量不好、令他们不愉快的婚姻，然后有勇气重新出发，再去建立一个质量较好的第二次或第三次婚姻。所以，他们对婚姻本身是乐观的。

在欧美，离婚率已经高达二比一的社会，他们的再婚率也很高。因为他们有一点共识，就是离婚和道德无关，和父系社会的解构及对婚姻质量的高要求有关。在中国台湾，离婚的人还是饱受责难和压力，他们的行为被当作是不道德的，是破坏社会秩序的。虽然简春安教授说，近两年女性外遇的比例提高了，但是至少目前中国台湾婚变还是由于男性外遇所导致的居多。女性是外遇的受害者，当她们选择离婚以后，社会并不同情她们，反倒站在一个所谓“道德”的立场去谴责她们：为什么传统的妇女都可以忍耐？为什么她们就不能？

更奇怪的是，女人也不同情女人。

在一次演讲中，有一位太太问我，口气非常严厉：

“施老师，大专毕业的女性离婚比率特别高，请问是不是受教育愈高的人愈不讲道德？”

我笑了，反问她：

“你这话怎么讲？什么叫作道德？道德的第一要义是不是公平？是不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她说，对。

我紧接着说：

“好。假设你有一个要好的朋友，你们是在贫贱的时候认识的，后来他杀人放火，干尽了坏事，因此你跟他割席断交，划清界限。别人不知道他是一个不道德的人，只看到你舍弃了一个贫贱之交。中国有句话说：‘贫贱之交不可弃，糟糠之妻不下堂。’人们都认为你今天发达了，所以不要一个旧友，他们根本没看到他的不道德，你是不是会感到很委屈？”

那位太太同意了，我继续往下说：

“同样的，今天我离婚是因为丈夫有外遇，如果有外遇是不道德的话，不道德的是他，而不是我。我要求的婚姻是守贞，因为我以为婚姻的定义之一就在守贞。如果我们的婚姻法不是规定一夫一妻制的话，那么我又何必结婚呢？我们结了婚，而他却不遵守规定，我要求离婚来解除约束，难道我错了吗？”

她不说话了。

由这位太太的激烈反应正好可以看出，我们的社会对离婚者有多么大的误解。因为社会对离婚者的歧视，不分原因，不管青红皂白，只觉得他们破坏了社会秩序和传统道德，而无法谅解他们，甚至要求他们应该忍气吞声，所以我们的再婚率和离婚率根本不成比例。

在这里，我要强调的是，今天中国台湾的离婚率愈来愈高应该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女人勇于脱离男人的供养而独立，而不是道德落后的先兆。同时更希望我们的再婚率能逐渐提高，让这些独立自主的女人有勇气和男人平等地共享婚姻生活和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