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接上回，我们来聊一下政治制度，到底要背什么锅。

那么政治制度又是以经济基础作为支撑的，没有钱，打什么仗？拿什么来稳定统治？

元朝中期频繁更换皇帝，仅在公元1307年即大德十一年至公元1333年即元统元年就更换36个皇帝，在位都很短。全由权臣摆弄下诏或颁布诏令。皇帝成为傀儡，不能决策大事。

如此一来25年中竟然换了36个皇帝，财权不稳与政权不稳相互影响，政权不稳从而导致无法集中精力搞建设。由此缩影我们不难发现问题的严重性，元朝快速灭亡的秘密在那里。

话说前文说的这一切都息息相关，俗语说：皇帝不差饿兵。如果你公司的老板，不发工资给你，你不会不会工作？又那拿什么来养家？既然如此，竞争对手爱怎么样怎么样？反正老板不发工资，说不定我就跳槽了，管你什么员工的素质，先填饱肚子再说，这是人的本能，不能说他不对。

这样说吧，缺乏经济基础作支撑的上层建筑，迟早都会崩溃坍塌。

但是不得不提，元朝的海上贸易之繁荣，史学界有公论的。可是为什么这么一个外向型，开启海上贸易的蓬勃外向帝国，为什么就在经济上出了问题呢？政权不稳固然是原因之一，但不是全部。

要理清楚这细节的问题，还得从源头说起。朱元璋的事业为什么能成功？元朝是一个很大的方面，其他的竞争者我们之前已经解析过了，他们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毕竟不是一个稳定的大一统帝国。

堡垒是怎么从内部瓦解的？一个国家的经济体系该如何稳定左转，给继任者老朱家什么启示？今天的我们又能从中得到什么教训呢？

这一切要从头说起，铁律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差异早就决定元的失败，而元后期又拒绝向汉靠拢，灭亡是必然的。

但需要注意的是与清相比，元朝虽然拒绝汉化政策并最终灭亡，但保留了自己民族性，而清的政策虽然延长了其统治却险些造成这个民族的消失。

总体来说可以这么说，前文阐述的元朝中期频繁政变，导致当时元朝国内政治不稳定。

元朝后期政治腐败，加上权臣干政，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日益加剧，自然灾害黄河决堤改道，上层点播钱粮震灾，下面的官员发大财。上上下下都满意了，官员上书皇帝震灾效果不错，百姓叩谢皇恩浩荡。结果几乎一颗米都没发到百姓的手里，导致元末农民起义。

元朝臣子鬼力赤计划谋取政权，北元灭亡。

一直到了公元1635年，爱新觉罗·多尔衮与爱新觉罗·岳托等领兵万人渡河，招降了库图克图汗剩下的部众，之后孛儿只斤·额尔孔果洛额哲献传国玉玺出降，整个漠南蒙古完全纳入了后金的版图，大蒙古国的汗位至此断绝，而蒙古帝国，也永远的消失了。

亡国短命的一个大锅，前文笔者反复提到了一点，就是成也制度，败也制度。没有了经济的支持，军队又没有收入。汉朝、明朝有屯田制度，军队自己养活自己，然而元朝的曾经无敌欧亚的军队是怎么被自己坑废的呢？到底是什么影响了它的战斗。

纵观中国上下5000年的历史里，国运长久的朝代都会有一套完整的制度。

周朝有周制，能延续八百年；汉有汉制，能延续400年；唐宋延续前制。

唯独元朝没有完整的制度，比如元朝有调军、遣军之法，却无养军、练军之制，元朝的兵马在立国几十年后，就成了无组织、无纪律的废物。

元朝元顺帝至元三年，广州朱光卿率众起义，元朝廷用了七个月才平息。当时的蒙古兵马已然腐化堕落，不堪大用，朱光卿又是汉人，所以汉人兵马也不能动用，只能将蒙古和色目人混编。

朱光卿的起义虽然被镇压，却因用时太久，导致天下群雄并起，其中就有未来的明太祖朱元璋。

关于民间治理，元朝虽有法典《元典章》流传于世，但其中的法只有汉人和南人需要遵守，蒙古人、色目人遵从本身风俗即可。

《元通鉴》中记载了这么一则案例：元武宗至大元年，有一番僧强买汉人商贩的柴火，商贩上告官府，当时的留守李壁询问案情事，番僧率众冲入公堂，将李壁打的头破血流，结果番僧全被元武宗赦免。

元朝鼎盛时期，能用强大的武力平息一切不服。可是元朝的兵制不完善，强大的战斗力不能持久，其律法也一切从简，不能形成行之有效的制度。

元朝末年，禁止汉人、南人、高丽人持有军器，省院高官只使用蒙古人和色目人。当时的宰相巴延还曾秘密请求诛杀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所以元朝末年的乱局，属元朝皇帝自作自受，逼迫百姓不得不反。

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吸取元朝的教训，将制度深入到国家的方方面面，衣、食、住、行都有详细的规定。朱元璋建立黄册制度希望百姓各安其职；建立屯田制度降低国家养兵负担；朱元璋所创建的官制，部分现今都还在使用。

与元朝相比，同样是马上的天下的清朝，因完整延续明朝制度，所以其国运与明相仿，延续两百六十八年。

提起导致元朝政治及经济政策，元朝蒙古贵族的政治观念是简单粗陋的。

他们认为，被征服的土地既然是战利品，掠夺财富就是应该的了；往北方，元朝恢复经济的办法是广开牧场，实施屯田；大多数土地是强夺民田而来的；在这些土地上盛行的是农奴制。

在江南，原来属于南宋的官田变成新王朝的官田，强占土地的现象同样严重。

地位最低的南人地区赋税征收十分沉重，政府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七来自江浙。特别是忽必烈后期用色目人阿合马执政，实行一种包税制度。政府确宠税额，主要由色目，人和汉族官吏去包办，至于实际征收多少政府不剥夺民众达到敲骨吸碱的地步。

其他的一些法律，如“打勘”法；更使百姓受害，连执行的州县官吏都叫苦不迭，实际就是“骗财之术”。

另外，垄断铁，银矿业，实行盐铁专卖，所造的铁器质量粗劣，强行卖给百姓。此外还有滥发纸币作为搜刮民财的手段等等。

不过，元朝统治者与历史上其他玉朝有一个重要不同，就是他们从不贱视商业，相反特别优待和利用色目商人，让其为他们大量敛财服务，如他们把掠夺的大量金银借给色目商人，由他们去放高利贷，然后向蒙古人纳息，这就暴露出蒙古人的重商是变相掠夺的本质。

另外还有祸害国家经济的最容易被忽略但是很致命的一项，就是货币政策，还有滥发纸币。

通货膨胀有多么深的危害我们今天的有的人都无法全面的了解，更何况大多数都是文盲的元朝中期。

由于蒙古对商品交换依赖较大，同时受儒家轻商思想较少，故元朝比较提倡商业，使得商品经济十分繁荣，使其成为当时世界上相当富庶的国家。

商品交流也促进了元代交通业的发展，改善了陆路、漕运，内河与海路交通。

元代社会经济发展的总趋势是：前期由恢复到发展，中后期由发展到停滞、衰敝。由于元朝地域辽阔，民族之间交往增多，对外开放，使农业、手工业、商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具有相应的特点。边疆地区得到开发，各民族的生产技术互相交流，对外贸易空前发达，交通运输业有很多创举。

元朝的首都大都，也成为当时闻名世界的商业中心。为了适应商品交换，元朝建立起世界上最早的完全的纸币流通制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完全以纸币作为流通货币的朝代，然而因滥发纸币也造成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滥发纸币。这八个看似不显眼的字，要了元朝的老命了。没有钱就印刷钱，用国家的信誉作为背书，长此往复。

要知道现代国家的货币是以黄金储备这种硬通货作为背书，国家信誉为保证发行货币的，这又和政权稳定息息相关，我们时不时可以在新闻里看到，那个国家发生了政变、战争，导致该国的货币贬值多少。

由于元朝为了加强对经济的统制，以使用纸币为主，铸造钱币比其他朝代为少。这样一来就没有硬通货币作为储备，皇帝权臣想印多少就印多少，这还了得？

公元1260年元世祖发行了以丝为本位的交钞与以白银或金为本位的中统钞，中统钞没有设定流通期限，钞币持有者可以按照法令比价兑换银或金，虽然其后曾一度废除，但持续使用到元朝末期，成为元朝货币的核心的纸币。

全国各路都设有兑换的机关——“平准库”。兑换基金充足，准许兑现，兑换的时候征收两到三分的手续费工墨钞。公元?1276年由于元廷大肆搜括，增发纸币，并将各路准备金银运往大都，引起物价上涨，纸钞贬值。公元1280年，纸币贬值成为原来的十分之一。

公元1287年物价已经“相去几十余倍”了。为了稳定物价，元廷发行“至元宝钞”和中统钞并行。1350年元惠宗又发行“至正交钞”，发行不久，贬值严重，物价暴涨。事实上，民间的日常交易、借贷、商品标价等多有用银的。这时使用的白银，主要是银锭和元宝。

元朝的货币主要借助于经济和文化的联系往东流出到高丽和日本。在经济上，元朝与高丽可通过互市进行物资交流和钱币交换。韩国曾发现沉没在海底的装有大批元代的货物中国船只，这艘沉船有12个船舱，装有上千件瓷器，7万枚钱币。元朝时期，日本商人经常到闽浙海口来做生意，中国的海船也常常去日本，带去一批财物和钱币。

货币往南主要流出到东南亚各国。《岛夷志略》记载，元朝商人从海路到安南、占城今越南经商，带出一批财物和钱币；元代旅行家周达观写的《真腊风土记》真腊即柬埔寨中写道，元朝的钱币、金银、铜器、锡器、漆盘、青瓷、麻布、雨伞、铁锅等等，在真腊到处可见；公元1294年暹国王来元朝访问，从此，元朝的商品、钱币，不断流出到现今的泰国。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和意大利人马可·波罗，都看到元朝商人带着商品和钱币，到印度南部的俱兰、狮子国、马尔代夫去做生意，

货币流出到西北的钦察、伊利汗国。这两个汗国都是成吉思汗的后裔在统治，与我国元朝在经济上、文化上联系十分密切，元朝钱币流出到这两个汗国的比较多。

元世祖至元三十年即公元1293年，元朝派到伊利汗国的丞相孛罗，帮助汗国采用元朝的钞法，发行了纸币，通行全国，在汗国各地还设有钞库，负责发行及缗钞倒换事务。整个纸币的发行制度和钞票的形状，都是从中国元朝照搬去的。

此外货币还流出到中非和中欧的一些国家，公元1253年，元朝宪宗年间，曾派亲王旭烈兀带兵到达叙利亚、埃及等地，后来元世祖忽必烈又派大臣到达马达加斯加、层摇罗国今坦桑尼亚桑给巴尔，中国的财物、钱币，从此流人非洲。摩洛哥的《伊本·白图泰游记》里写道，中国元朝通用钞币，纸币大如手掌，—面印着皇帝的玉玺。元世祖至元十二年即公元1275年，元朝派景教徒带着书信、礼品、钱币，去耶路撒冷朝拜圣地，途中又受伊利汗国国王之托，首先到达君士坦丁堡、那不勒斯、罗马，后又见到法王腓力四世和英王爱德华一世。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即公元1290年，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和他的父亲、叔父来到元朝，回国后由他口述、作家鲁思蒂谦写的《东方见闻录》中，还专门讲述了中国元朝印刷、发行、市场流通使用纸币的情况，使欧洲人为之大开眼界。马可波罗来华这件事情至今存疑。

关于元朝的田赋，《元史·食货志一》说：“元之取民，大率以唐为法。其取于内郡者曰丁税，曰地税，此仿唐之租庸调也；取于江南者曰秋税，曰夏税，此仿唐之两税也。”这段话虽然并不确切，但至少说明了南北田赋制度的差异。

中原田赋的征收大概始于耶律楚材辅政以后。在这之前蒙古帝国根本没有赋税之制。元朝行于江南的田赋制度基本上沿用了宋代的两税制。元朝人民还有一项很沉重的财政负担，即科差，是徭役向赋税转化的一种形式。

元朝的赋税制度南北相异，北方主要是税粮、科差，南方征夏、秋两税。

灭宋以后，元政府没有把在北方实行的税粮、科差制度向南方推行，基本上承袭南宋旧例，继续征收夏、秋两税。两税之中，以秋税为主，所征为粮食，也有一部分折钞征收，江南秋税的税额没有统一的标准，各地差别较大。夏税一般以秋税征粮额为基数，按一定的比率折输实物或钞币。

盐税收入，占全国钞币岁入的一半以上。盐的生产由国家垄断。政府将工本钱发给灶户，所生产的盐全部由国家支配。

杂课中还包括茶课、酒醋课、“额外课”等。商税也是国库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

杂泛差役，主要包括政府为兴役造作、治河、运输等需要而征发的车牛人夫，以及里正、主首即农村基层行政设施的职事人员、隅正、坊正即城镇基层行政设施的职事人员，仓官、库子即为官府保管财物的职事人员等职役。

元代前期，民户以外的其他户计一般都不承担杂泛差役，按元政府规定，分配差役时，应根据当役户的丁产，先尽富实，次及下户。成宗大德年间改革役法，此后关于诸色户计的当役规定，不时变更，当役面有所扩大。

有一元代的杂泛差役，是劳动人民十分沉重的负担。

如此经济制度，国家机器不能及时自我修复，再强大的军事实力也都是回天无术了吧。前文介绍的四大汗国的败亡，内部经济制度和宗教的原因都有，而元朝宗教方面的笔者认为影响不是很重要，第一统治者是外族人，既然明王出世岂不是天下皆反？管你信的什么佛都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