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不能呆在城里，后来她在心里彻底明白了。

城里的生活让她吃惊。

她临走的那一天，特地去看了一下刘正红，她有点不相信这个没有什么文化的乡下姑娘，能够同自己有文化的国家干部儿子一样，在城里立足，而且看起来好像还生活得很好，很有钱。身上的那些漂亮衣服不说，头上脚上还到处戴上了明晃晃的金器，那些东西乡下人什么时候能舍得买？邓一群没有对她说什么，但她能够感觉得到，刘正红现在很有钱，比在乡下时有钱多了，但是她却更坏了。她看见在她那个发廊里面有几个小房间，每个小间都有一张床。那些小姐也是妖里妖气的，不像是正经女子。在这样的城市里，儿子也会变坏吗？她不能不产生这样的疑虑。

邓一群除了因为很长时间没有回老家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现在已经是一名副处级干部了。他想回去让老家的那些乡下人见识见识。在机械厅，他已经成了一名灿烂的政治新星。从一个贫穷的农村学生到考进省城的重点高校，从一个普通的青年学生到毕业分配留在省级机关，从一名小小的科员到副处长干部，多么不容易啊！每走一步，都要付出比别人多好几倍的艰辛，他不能不为自己感到骄傲。想起过去，仿佛就像一场梦。他还能清楚地记得当年那个夏天，在校园里怎样地感到无助；怀着一种初生牛犊的精神，找到了那时几乎是高不可攀的虞秘书长，感受他的冷脸，一次一次地求他，直到自己下了一跪，现在想起来还觉得非常可耻；胆战心惊地来到时代大厦，到人事处报到；第一次休探亲假，在县城里的小小得意；和葛素芹在宿舍里的疯狂而隐秘的性爱；在阳光下去医院，带着复杂的心情陪她打胎；在电影院门前感受田小悦的失约而带来的不快；第一次去肖如玉家，感受她家门第的高贵；在邓阿姨家和她发生那样的事情……到科技处后，他巧妙地利用关系把副处老潘搞下去，再把言子昌牢牢地握在自己的手心里。

机关里没有人明白言子昌为什么会那么地支持邓一群的工作，并且想方设法举荐他，很多出头露面的机会都乐于让给他。在众人眼里，邓一群是个很会做事的人，简直是尊重、善待老同志的优秀的青年代表，一定是把老言服侍得非常好，他才肯这样让贤。他们感觉言子昌这个人变了，变得大度而豁达了。而他过去是一个多么斤斤计较的人哪。没有人知道，事实上言子昌现在是多么地痛苦。他发现自己在处里已经处于被架空的位置，很多权力邓一群都代他行使了。换了别人，他早就要搞掉了，但邓一群不同。在心里，他有点怕这个年轻人。只要他一告发，他一世的英名就完了。他只能事事都要让他三分，迁就他，忍受他，还得赞扬他。在那种无奈的消沉里，他又去过那个地方两次，接受小姐的服务。每次都是胆战心惊，而每一次又都感觉新鲜异常。肉体上的轻松和心灵上的重负正好成反比。最近一次去的时候，接待他的是一位和他女儿年龄一样大的女子，那个女子的妖媚艳丽让他惊讶，在兴奋的同时，他又感到一种深深的罪恶。当他心怀罪恶，不能兴起时，她竟然用嘴去为他服务。在她妖冶的双唇下，他像一个畜生大汗淋漓。那天晚上，言子昌很迟才离开。离开的时候，他心里说：再也不来这个肮脏之地了，我怎么成了畜牲一样的东西？他是畜牲吗？如果他不是畜牲，那么就是别人都成了畜牲。

邓一群当然不会满足于自己已经成为一个副处级干部。副处在处级这个位置上，就像一个副科在科级这个位置上一样，根本没有最终的决定权。权力的魅力，就在于你说话说了算。在科技处，他还没有尝过完全说话做主的滋味。感受这样的权力，真让他有隔靴搔痒的遗憾。所以，他希望自己能早一天升到正处的位置上。

两年科技处的副处，让邓一群感到自己完全有能力做好一个部门的负责工作。两年来，他扪心自问，感觉做了不少事情。与他相比，他发现老言和老潘在工作上都有不少瑕疵。他才是个干事的人，能够把事情干好，自然也能把事情干坏（如果他想的话）。基于这样的想法，他就经常往龚厅长家里跑。跑跑有好处，所有的领导都吃这一套。他向龚厅汇报了处里的情况，方方面面，无所不谈。对这个家他现在已经熟悉得很了，他差不多是经常来，每次来都要带点礼物（有些礼物是不必自己花钱的，单位可以报销）。当然，他也花过大钱，那是在提拔当副处长前，送了一万块钱的红包。那些钱是他偷偷积下的私房，肖如玉不知道。这一万块钱，一下就缩短了他和龚厅长之间的距离。就像一个嫖客和妓女之间，你说他们的性具相隔多远？仅仅就是一张百元人民币之间的距离。龚厅长把他当作自家人，也不必客气，而龚夫人有什么小事更是乐于请他来帮忙，不论是下水道堵了还是排油烟机出了问题，邓一群都能解决，就像他过去在岳父母家常做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