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和书的十种关系

（下篇）

六、这一种人和书的关系每令我诧异。简直可以说他们是敌视书籍的。他们并不敌视文化的其他形式。对于文化的其他形式，他们也是很乐于高谈阔论的。从电影、戏剧、流行歌曲到时装、建筑、广告设计，等等，几乎都能滔滔不绝，俨然见解高深。但一谈到书，便嗤之以鼻了。可是作为一个当代人，即使不愿成为一个喜欢读书的人，像他们那般鄙视甚至敌视书，肯定是一种不太正常的现象。他们显然也是明白这一点的。所以，他们要以一本书为招牌，也为盾牌，以证明自己并非一个不喜欢读书的人，恰恰相反，乃是世界上读书品味最高级的极少数人之一。于是世界上一概喜欢读书的人，在他们面前，就只能显得俗而又俗，还不以为俗了。

记得有一次我被邀请凑一顿饭局，聚坐一起的人身份较杂。自然，算我在内，也有二三“文化知识分子”。我之所以要将“文化知识分子”六字括上引号，真的是因为岁数越大，越不敢以“文化知识分子”自诩了。而另两位是某出版社年轻的编辑，分明是更无自诩企图的。东道主代为介绍时，称他们是“这两位年轻的文化人”。

座中遂有一人冷冷地问：“什么文化？文化又是什么？”

两位年轻人一怔，都连说不敢当不敢当，我们只不过是搞出版的，并从包中取出两部书，双手奉送。

不料对方无动于衷，冷冷地又说：“我只读一本书。一个人一生只读一本书就够了。再读第二本，完全是浪费生命。”

两位年轻的编辑，各拿着一本书，怔怔地不知如何是好了。

我就接过了他们的书，见是两本关于古今中外文学名著分析的书，忍不住问：“那么先生只读的那一本，究竟是什么书呢？”

答曰：“《时间简史》。”

众人皆失语。

那人又庄严道：“一本伟大的书，才值得人读它。”

我本想说霍金·斯肯定不只读一本书，而英国的老女王也是爱看克利斯蒂的侦探小说的，恐气氛更加不和谐，忍住了没说。

饭吃到一半，方知那人是一位什么处长。我觉得，他更愿意我们将他看成一位官员。我与两位年轻的编辑以前并不认识，何以一个人对我们三个与书有职业关系的人那么不友好？我困惑。

另有一次，又在某种场合遭遇了一位只读“伟大”的书的人。

而另一本，不，应该说另一套“伟大”的书是《资治通鉴》。

而另一位只读“伟大”的书的人物对我等庸常之辈说：“我读了三遍，目前在读第四遍。读过三遍《资治通鉴》以后，顿觉天下已无书。”

且随口背出《资治通鉴》的某几段，问：“你们知道是第几卷中的话吗？”

我等噤若寒蝉，因为谁也没有将《资治通鉴》通读过一遍。

片刻后，对方匆匆告辞而去，被小车接走了。

这才有人缓过神来似的说：“他到歌厅去了。”

“接着还要到洗浴中心去。”

“还每次都招小姐！”

“庸常之辈”们七言八语。

于是我知道——也是一位处长！

此后，我在不同的场合，有幸又见到过几位只读“伟大”的书的人物。与《世界通志》相比，《追忆似水年华》就太是一般之书了。

生活中自然各式各样的人都是有的，但只读而且只读一本或一部“伟大”的书的人物们，无一例外是处长、副处长，于是引起了我思考的兴趣。

我从没碰到过一位科长或一般公务员会是他们那样的。我也从没碰到过一位副局长、局长、部长级干部会是他们那样的。

为什么偏偏是男性的处长副处长们才像他们那么高傲地“声明”自己

和书籍的那么一种居高临下的关系呢？

我以为和他们手中的权力是有一定关系的。他们只不过是些初尝权力滋味的人。他们和权力的关系也只不过是吏和权力的关系。而我们都知道的，吏往往比官更善于借助权力来寻欢作乐。因为吏出入于寻欢作乐之场所，不至于像官那么引人注意。现而今，寻欢作乐的场所多多，只要吏热衷于那一类享受，那么几乎天天有人请他陪他去享受。他哪儿还有时间和

精力与书发生亲密的关系呢？但既为吏，既自视为官，不看几本书，那是会在文化修养方面遭到耻笑的。所以就只得以“伟大”的书来当成招牌或盾牌。而我们又知道的，久持盾牌之人，其心理就会渐渐形成近乎本能的防范倾向。一旦见着和书关系密切的人，就条件反射，以为人家持有书化作的“矛”，伺机伤害他。这当然是一种疑心病。但明明不爱读书，又偏

偏要装出只读最伟大的书的样子，偏偏还希望别人像尊敬一位最伟大的读者那般尊敬他，不疑心岂不是怪事了吗？而敌视，每自猜疑生。

就在我写这篇文字的前几天，有熟人在电话中问我：“还记得读了三遍《资治通鉴》那位吗？”

我说：“记得，印象很深。”

“他被逮起来了。被他牵连的还有他们处里好几个人。一干人等到郊区去嫖娼，听说有一个还是刚分配到他手下不久的大学生，小青年后悔得都没脸活了……”

唉，我无话可说。

中国的庞大的吏群体中，究竟能有多少是喜欢读书的男人？完全是因为没有时间和精力吗？八小时以外，他们通常又是怎么支配时间的呢？

倘作一项结果真实的统计，我们是有理由欣慰呢，还是相反？

七、这第七种人和书的关系则较为亲密，甚至也可以说是相当亲密，并基本上是女性。她们被称作“小资一族”。在中国，此族人数越来越多。有80年代出生的“小资”，也有70年代出生的“小资”。在中国，60年代50年代出生而又有资格被称作“小资”的女性，实在是不多的。以上两个年代出生的她们，是不太容易在反情调的现实生活中“小资”起来

的。40年代以前出生的极少一部分中国女性，也曾是很“小资”的，但那正是后来的年代要坚决地对她们进行“改造”的理由。

在中国，70年代出生的“小资”与80年代出生的“小资”有很大不同。前者与书的关系可以说是一种人类和书的继承关系，而后者则更热衷于声像文化，并都有些这两方面的追星倾向。又，前者是“小资”的同时，几乎皆是中国最早的一代“白领女性”。她们当年较高的学历和较高的收入，使她们接近真正意义上的“白领”，所以她们当年都对自己的生活颇为知足。寡忧者读，多愁者歌，这是符合人性规律的。虽然，歌星们并没那么多愁，但其歌，对人确有解闷消愁的作用。近十年中国各城市攀涨的房价，基本上粉碎了80年代出生的小女子们的“白领梦”，所以她们已无好心情读书。物质诱惑强大，心理压力多多，人在此种情况之下疏远书籍，转而向声像文化寻求抚慰和同情，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故同是“小资”女性，如果正单身的话，70年代出生的她们居室中必有书架与书，而80年代出生的她们，其住处已难得见到书架。纵有，其上摆的也往往是影碟或歌碟，或芭比娃娃，或所喜欢的工艺品什么的。今天，即使在大学里，即使是中文学子，真正喜欢读书的女生，那也是少而又少了。普遍的她们，宁肯与电脑保持亲密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