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黄听到哨兵换岗拉枪栓的金属摩擦声，心里一惊：该是午夜十二点了，离天亮也就只剩下五六个小时了。种种迹象表明一个不祥的征兆，先是负责他案子的那个白面检察官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反复问他还有没有什么话要说。到了晚上，是看守所的所长亲自到小号来问他想吃点什么。晚餐不仅有鱼有虾，还有一盘大黄喜欢吃的醉泥螺，是特意到外面买来的。大黄隐隐觉得这可能是最后一次吃醉泥螺了，他向看守提出来是否可以喝一盅黄酒，看守摇了摇头，态度和蔼地拒绝了。于是他只好空口在昏黑的小号里吮吸凉而腥的泥螺，以致到这会儿肚子还有点儿叽里咕噜不舒服，心想可千万别是要拉肚了。

“说呢？还是……”大黄在心里轻声嘀咕着，同时透过小号门上的方窗抬眼看看外面。外面增加了一名看守，透过小窗正注视着他。大黄赶紧把头低了下去，生怕被对方看出什么异常来。这一个月，作为杀人犯的大黄已不知把有关“是，还是”的选择在心里捉摸了几十次、几百次，甚至从他一被捕就闪过要举报谁的念头，直至一审判决他死刑，从那刻起一支瞄准他的后脑勺的枪已经拉开了枪栓，他差一点儿就要对站在身边的法官和那个白面检察官说出一个人的名字，似乎那个人不是隐藏的罪犯，而是救星，能减少罪行的救星。事实上，从某种意义上讲，那个人确实相当于他的救星，至少对他是有恩的。如果不是这个人，他就不可能到运输公司车队开大平板车，而只能是在码头当装卸工，甚至他这个从苏北农村顶替老父的光棍汉也不可能找到老婆，更不可能有一个还算不错的家以及一个已上一年级的七岁儿子。不过他怎么也想不到这个家最终又毁在他的几锤子下面，或者说毁在他那个做推销员的妻子身上。

夜里十二点过后，监房里似乎忙碌起来，走廊里的灯微微亮了，几个看守和武警头儿在院子里来回走着，不知在指挥什么，不一会儿一名看守和两名块头很大的武警打开小号沉重的门进来了。那个看守和大黄已经很熟了，进来以后态度和蔼地对大黄说：“今天所里有事，我们例行公事，请你配合。”大黄吓得直往后退：“我……我想……”“你，你想什么？”看守不太明白大黄的意思，以为大黄是过度紧张：“没关系，就上个铐。”看守“哗啦”从身后拔出一副锃亮的不锈钢手铐。大黄仍连连摆手向退去，直到碰到墙上的一个铁环。此刻两个一直没吭声的武警一左一右几乎同时一个箭步冲过来扭住大黄的手腕，还没等到大黄挣扎，就将他的手腕反扭到背后，那个看守十分麻利地给大黄卡上了手铐，紧接着两个武警各朝着大黄的腿弯蹬了一脚。大黄的膝盖不由自主地就弯了一下，膝盖头着地跪了下去。看守又迅速地抽出一把带长弯的锁把大黄手腕上的铐子锁在嵌在墙上的铁环上。这样人犯大黄就像一条狗似的被紧紧地栓在墙上动弹不得。“我不想死我不想死！”大黄喘着粗气大声嚷道。

“谁让你死啦？！”看守一边也高声叫着，一边和另一名武警帮助大黄由跪姿转而为坐姿，这样人坐着虽站不起来但却比跪着舒服多了。直到这时候大黄才弄明白墙上那个铁环的用途，此前他一直琢磨不透铁环是干什么用的，不过等他弄明白了，他也动不了了。杀人偿命天经地义，这回他在劫难逃了，罪大恶极的贪污犯什么的若是退赃积极，退的数目巨大说不定还可以免去一死，可他没什么可退，退也没用，除非他可以让那个死者重新复生，但这是不可能的，绝对不可能的。他痛恨自己那天没有控制住情绪下手太狠，如若不是操起锤子而是一把扫帚或者就是一根棍子，也不会一下子就造成了不可更改的后果。

所以检察官在法庭指控他：明知铁质的锤子砸下去会致人于死命，却仍然操起锤子向被害的头部砸去，而且一锤子不解气，连着又砸了第二下，第三下……致使被害当场死亡。——检察官的话把作为被告的大黄和律师的辩解给抵到墙根处。不过不管怎么说，大黄非常确定，他不是蓄谋已久的故意杀人，而是一时失控或是忍无可忍。说来也是凑巧，或者说是天意，那天他开着大平板到苏北去送货，没料想遇上大雾过不了江，他只好把车重又开回货场，打算回家住一晚上，第二天一早赶早再去苏北。上楼梯的时候他就觉得不对，右眼皮直跳，掏出钥匙开防盗门，里面却插上了，怎么也打不开，揿门铃半天也不见妻子开门。

他的心怦怦跳了起来，此前他已隐隐约约听人说，在一家厂跑业务的妻子和他们的科长关系不错，但一直没有确凿证据什么的，会不会……他的心狂跳起来，他顾不上多想拼命地砸起门来，过了好一会儿，妻子才头发蓬乱，神色慌张地打开门，“你、你、你，怎么回来了……”大黄也不搭理她直往房里冲，四处搜寻以后，包括阳台上都看了个遍，最后在壁柜里看见一个男人光着身子裹着毛毯立在那儿直发抖，是那个科长，还到他家来喝过酒。蓦然见一个男人站在壁柜里，大黄自己也吓了一跳，甚至怀疑自己的眼睛出了毛病，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那个科长面目狰狞，不知是由于恐惧还是打算作困兽斗，脸上出现了一种扭曲变形的样子。大黄愤怒中本能地产生了某种害怕的意念，顺手操起一把隔天用来钉挂衣钩的锤子向那个男人面部敲去。那男人甚至都没来得及抬手挡一下，一下子便被大黄的锤子砸中了额头，那人向后仰了一下，而后就扑通一声跪倒在大黄面前。妻子在旁边尖叫了一声，用手捂住了嘴。大黄并没住手，紧接着又在那人的头顶补了两锤，头顶被齐崭崭地砸得凹陷下去一片，血浆溅得锤子上、毛毯上、大黄的衣服上都是。片刻，那人像只被推倒的麻袋似的倒了下去。

看守拍拍身上的衣服站了起来，问大黄：“刚才你要说什么？”

“我没要说什么。”大黄喘着气掩饰道，“我是说请你们轻一点。”

“噢。”那看守恍然道，“有什么事尽管说，我们会尽量满足你的。”说完就带着两个武警出去了。

铁门沉闷地发出一声轰响，关上了，不过门框上方的一盏一千多瓦的白炽灯却依然为着大黄亮着，照得大黄几乎睁不开眼。这种“待遇”是以前在大监房里从来没有过的，也是他自移送到小号来的第一次，尽管看守对他什么也没说，但大黄预感到他的时间已经越来越少了，大黄的心里升起一种绝望的念头。他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能把他从即将没顶的巨浪中拯救出来，或者说找出一把利剑割断系在自己脖子上渐渐收紧的绳索。除非……除非他举报一个人，白面检察官从一开始接手审理他这个案子那天起就向他反复宣传过内部有关规定：在押罪犯检举他人，被检举人所犯罪行达到或超过五年以上刑期的，可酌情减刑。可就本案而言，主犯从犯全都是他大黄一人，而且纯粹是碰巧遇上那个奸夫的，没预谋也没有同谋。白面检察官又提醒他，也可以检举他所知道的其他事。可是，他只不过是运输公司汽车队的一名普通司机，平常接触的人和事毕竟很有限，即使接触也大多是社会较下层的一些人和事。而且一般他只管开车送货，其他事都是押车的或什么销售员去办。

钱也好，货也好，基本上不经手。不过要说认识什么“大人物”也就算是那个人了，实际上他对那个人的了解也并不多。那人从前在运输公司上面的交通局任职，看着大黄一个人从农村来，快三十岁了还找不到老婆，就把他弄去学了个驾驶，后来那人调到新区交巡警大队去了。这以后除了大黄结婚时来送过份子之外，大黄有好长时间没碰到那人。有一天下晚下班后那人突然打了个电话给他，让他把大平板开到江边涉外货运码头去，说他已和大黄单位的头头讲过了，让大黄只管把车开过来就行了。大黄只听说那人已是新区交巡警大队的大队长了，势力挺大，本市交通这一块都挺买他的账，心想既然头头儿都答应了，哪儿有不去的道理？于是他立刻从家里赶到单位，按照那人意思，徒弟都没叫，一人把大平板车开到在新区地界的外运码头。大黄在停着一艘巴拿马籍货轮的码头上一直等到半夜才有一个“商检”的人过来，让他把车开到集装箱码头，从那儿拉上七个密封得好好的集装箱，连夜把货送到无锡。押车的人一路上除了不断给他递烟之外一句话也没和他多说，他只知道押车人姓姚，也是市商检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