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静的江面上，有一条小船向江南驶去，没有风，只听到船尾摇橹吱吱嘎嘎的声音。中午江面上看不到船的影子，船舱里只有一个戴线帽的客人，他不时地站起来向江南眺望，觉得这船儿走得特别慢，而他的心似乎早已飞到了江南。江南的一条汊江边是他的家乡，他这个江南人离开家乡有半年了，此前他从未离开过家乡，所以一晃他觉得仿佛离开好多年了。而且从教书生活一下变成整日跟着大部队风餐露宿，整日动荡不安，他的老胃病又犯了。这时候组织上好像了解了他的心思，在一条田埂上找他谈话。

找他谈话的是家乡所在的山北区的区长，他也有胃病，也从未离开过江南的山北那一片，不过他似乎没法回江南了，作为的区长他暴露了，在山北那一片谁都知道他是，也就是所谓“红脸”。这样的“红脸”在1945年大规模北撤时，一律随部队撤到了江北，由于情况紧急，有些不是“红脸”的地下党员也撤到江北，常益兴就是其中的一个，他甚至没来得及和老母亲告别就匆匆上了江边北撤的船，腋下还夹着刚刚上课的课本。因为不清楚当地人是否真的不知道他是以教书为掩护的党员，万一有人知道，国民党回来他就可能掉脑袋。所以上着课他心里一害怕，就决定走了。事后到了江北，才从留下的地下党传过来的消息得知，并没人知道他是党员，他的老娘正到处找他呢！因为他是独子，家里也不是那种穷得过不下去要造反的人家。

区长找常益兴的目的是让他回去接替他的位子，继续在江南国统区开展工作。常益兴在江南时是区委委员，这一来算是提升了，不过这种提升似乎是一种危险的提升。山北区委在江南的组织遭到了破坏，一名副区长被杀，一名委员被抓，否则也不会把常益兴派回江南开展工作，换句话说也不会让他担当区长的重任，因为组织上认为他多少有点嫌斯文了些，急躁而不那么果断，怕他出什么岔，但排来排去，在江南不是“红脸”的也就只有他了。不过一切组织关系并没让他带，只是让他回去以后继续教书，由江南组织上派人来和他联系，他的组织关系由江南的地下组织来与他建立关系。这一点常益兴心里没底，船在江中，他就感觉像断了线的风筝，一直向江南飘过去。他不知道江南那边等着他的是祸还福。

王瞎子虽然眼睛看不见，但他喜欢没事到处去瞎转，常益兴后面跟着个女的经过他身边的时候，他大声问：“哪一个？”常益兴明明认识他，却不作声，“嗯啊哈”地从田埂上挤过瞎子的身边，王瞎子伸手一捞，差一点抓住杨春哎的衣角，杨春哎“呀”的一声像鱼儿似的滑过去了。王瞎子虽然没有抓住常益兴后面跟着的女的，但是他却闻到了一种特殊的香味，他常在山北区的乡村市镇上拄着竹竿走来走去，女的身上的味道他闻得出来，瞎子的灵性就在这儿。眼睛看不见，可嗅觉和听觉好得惊人。他站在那儿不动，听着一男一女两个人的脚步由近而远，最后消失在东沟方向。

常益兴下船以后就沿着江堤一直往南走，他戴着一顶线帽，低着头，不想碰到任何人，没料到居然还是碰到了在县城上初中时的同班同学杨春哎。杨春哎从独轮车上跳下来主动和常益兴打招呼，要在过去，常益兴说不定会立刻心花怒放。好多年不见，听说杨春哎嫁到常州去了，想不到四乡八镇公认的美人胎会主动和他打招呼。其实杨春哎的情况和常益兴差不多，一个多月前也从苏北回来了，只不过北撤后她和常益兴不在一个部队，她所在的部队更苦，她穿上军装在营里当卫生员，晚上和男人们睡在一条通长的地铺上，满身害的疖子，痒得受不了。她开了小差，套上老百姓的衣服，挎上一个小包袱过了长江，不料她前脚到家后脚就被带到了县保安大队，天很冷，剥光上衣让她站在院子里冻。后来杨春哎抗不住只好招了，把北撤前留下来的一个联络员交了出来。那人被捕时拒捕逃跑，被保安队员一枪掀去脑壳，死了，等于杨春哎白交代了一个人。县党部的人让她还得再找一个才能放过她，否则还要把她捉到保安大队剥光衣服，不管她长得有多漂亮。

杨春哎出嫁后不久丈夫就因肺结核死了，她成了闲人。杨春哎出身本地小地主，在家乡参加地下党原以为好玩、时髦，想不到跟走这么苦，还要担这么大的风险，闹得吃不下睡不着。想再逃回江北，可保安队的人说过了，她人要走了，就让她父母去县里顶罪坐牢。所以美人胎杨春哎就整天在山北区转悠不停，希望能碰上哪个和地下党有瓜葛的人。除了那个被掀掉脑壳的联络员之外，其他人好像全都躲了起来，无巧不巧，这天中午过后，正巧碰到刚刚下船的老同学常益兴。常益兴正缩着脑袋走路，但杨春哎还是一眼把他给认出来了。当年在班上常益兴成绩不错，可没多少人瞧得起常益兴，因为常益兴的爸爸只是一个走乡串镇的小裁缝，而班上其他同学的家里至少是个小财主、小店主。更不用说杨春哎长得好看，眼里当然更是没有小裁缝的儿子。那时候杨春哎就像一朵花似的在山北区飘来荡去，好像四乡八镇的人都闻得到她身上的香气，王瞎子也闻得到，王瞎子听人一遍又一遍地说过关于杨春哎长得如何好看水灵的传说。杨春哎像仙女一样，来一阵风，去一阵雾。

王瞎子站在田埂上半天没动弹，他熟悉的香气好像沾着一个人由近而远，飘啊荡地向东沟方向去了。东沟就是才从江北回来的常益兴的家，常益兴的父亲是裁缝，母亲在家种田养蚕，小村子的四周有水，只有三户人家。常益兴心里有事不想带杨春哎走，杨春哎嘴里还啃着一个紫萝卜。回来时部队敌工科的同志专门和他谈了，让他提高警惕。他常益兴心里想着他回来是当山北区的区长的，他急着要回去等到江南有人来跟他联系，接上关系，好开展工作。不过杨春哎嘴甜甜的，不是喊他“常益兴同学”，而是喊他“常益兴大哥”。

“你，不是嫁到常州去了吗？”常益兴迟疑地问。杨春哎告诉她丈夫死了快一年了，她又从常州回娘家来了。常益兴说他有事，杨春哎坚持要和常益兴回家戏戏（玩玩），顺便看看常益兴的娘。摆到别人，常益兴会扭头就走，可是因为是杨春哎，怎么说也不忍心回她。过去在学校谁能和她说句话都要炫耀半天，她吃谁半块烧饼也是赏脸给谁。哪儿有在田野上她杨春哎要跟谁回家戏戏，还有拒绝的傻子？传开去还不知道要给人家怎么笑呢！所以常益兴一边心里犯嘀咕，一边让杨春哎就那么跟着他回到东沟，一路不知被多少在田里下秧种的人看到了。回到家，老娘一把抱住儿子老泪纵横，再三追问这半年多他跑到哪儿去了，恨不得找根绳子立马把儿子锁在堂屋的立柱上。常益兴没法回答老娘这半年到底到哪儿去了，急中生智，他脱口而出：“到常州去看同学去的。”说着就指指杨春哎，“后来被抓了夫，才跑出来的。”常益兴的娘本是明白人，知道常益兴说的是谎话，估计常益兴这半年是跟北撤的人走了，想想反正儿子也回来了，就不再追问了。连忙招呼儿子和儿子的同学到堂屋坐，她自己到灶下去烧茶（即煮鸡蛋，江南一带民俗）。

常益兴把随身带的一个小包袱放到厢房里，出来就和杨春哎坐在高敞的堂屋的两把小竹椅上说话。杨春哎追问常益兴为什么要说是到常州去看她的，常益兴支支吾吾地答不上来，只说是被人拉到常州去赌钱，赌输了钱不好意思回来。杨春哎抿嘴一笑，也不戳穿他。故意不提北撤的事，因为从时间上看，怎么说常益兴也像是跟新四军的部队去了江北。杨春哎心想常益兴既然回来，要么就是像她一样，江南人吃不了苦，开小差了，又跑回来了。要么，就是装“灰脸”，回来发展地下党，和县党部过不去的那种。后者也是杨春哎最想知道的，她知道她不再找出一个地下党，保安大队那帮人是不会放过她的。

一个年轻女人家的，本来死了丈夫还可以找个人过安生日子的，现在倒整天没个安生日子过了。不过此刻杨春哎觉得也不能太性急的，她和常益兴随便说着话儿，后来又到外间去帮着常益兴娘去烧了一会儿火，并且和常益兴一起吃蛋茶直到天黑。常益兴把杨春哎送到河沟那一边，河沟那一边是常益兴家的桑园，穿过桑园是一条砂石路，砂石路通西沟杨春哎家。桑园里空气很好，清新得很。一弯新月挂在桑枝条上方。杨春哎有点陶醉的样子，刚想劝常益兴还是过安稳日子好，顺带试探着点明常益兴半年多前不是去赌钱的，而是去了江北。她想告诉他，他要是不自首是要掉脑袋的，江南留下来的也都是死的死，逃的逃，够惨的。正想开口，脚下一葳，“呀”地一声，杨春哎踩着了一个土疙瘩，叫着差点儿摔倒。

“哪一个啊！”桑园尽头有人喊了。两人吓得不轻，常益兴慌乱中碰到了杨春哎的乳。再听听，听到竹竿刮打桑枝的响动，听那苍老的咳嗽声，听出是王瞎子的声音，那声音一直追出来，非要问出是“哪一个”来不可，否则恐怕王瞎子要大声喊人了。

常益兴没办法，一边低声问杨春哎有没摔着，一边仰头扯嚷道：“是我啊！——叫你个魂啊！”

“啊啊，是常先生啊。”王瞎子不走，站在沙石路上等常益兴和杨春哎，杨春哎仍然不开口，她以为这一来王瞎子就不知道她在了。王瞎子的鼻子好得很，又闻到一股香气，他不响了。

“像个鬼，吓死我了。”常益兴把杨春哎送到西沟边，杨春哎对常益兴说。

“你心里没鬼。你怕他做什么。”常益兴说。

杨春哎心里一惊，没作声。

回去的路上，常益兴呼吸着凉而清爽的空气，自己嘀咕道：“江南好啊！”

这个晚上没人来找他，他想他才回来，组织上不可能知道得这么快。他想了一会将来的区委会该怎么搞，而后就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