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益兴在家里待了四天，等人来和他联系，可等来等去就是没人来，倒是杨春哎天天来，常益兴不禁有点嫌烦。第五天他实在在家里待不住了，就夹着包着的小包袱到闸口的小学校去找校长，说他已经回来了，要求恢复上课。校长把他从上到下看了又看，怎么也不相信他到常州同学那里去了半年。闸口小学还有几个教员半年前也不见了，但是大家都知道是北撤到江北去了。虽然常益兴的算术和国文都教得非常好，闸口小学教员中没一个能和他比，但校长还是叫他先回去，什么时候需要他的时候会叫人去喊他来。从校长怀疑的目光里，常益兴感觉到校长其实是怕惹麻烦，怕他是新四军的地下党，会把学校搅乱，或者县党部的人来会把学校搞乱，弄得他这个校长不得安宁。常益兴没办法只好离开了学校，临走的时候还到教员办公室去看了几个同事，同事们再三问他到哪儿去了，是不是也到北边去了，去了怎么又回来呢。

几个教员把校长大骂了一通，薪水已有好几月没有发了。有一个年轻一点的不知避讳，说真不如一块到江北去投去，至少还会有顿饱饭吃。常益兴心里暗叹小青年想得简单，不知多少人到江北后吃不了苦又跑回来，就连他本人也是非常想回来，觉得不管怎么说，在江南还有一份稳定的日子好过。只是因为他既已加入，总不好随便脱离，再说随便脱离，即使回来了，这边的地下党也不会轻易放过脱党分子，到时候两边不是人，常益兴不想成为那种人。而且他本人也是非常相信党所描绘的中国未来社会前景的，人人平等，没有人压迫人，他信这个，他这个人信个什么就信到底，不会半道上又改主意。仿佛他上国文课老跟学生讲的，做人要讲信义，信一个东西也得讲一种信义，不讲信义的人让他看不起。而且信义似乎也是他的家风，父亲做裁缝，每年年关总是最忙的时候，但他亲眼看到父亲凡答应做的活，年三十前就是忙得吐血也要给主家把活做完，不仅做完，还要常常冒着鹅毛大雪给主家送去，绝不含糊。

当然现在他得要付出代价，因为他忽然无缘无故地没见了半年，这对学校来讲就是一种擅离，也是不讲信义。所以不让他再回来教书，他也只好服。讲信义这东西有时候也蛮难的，信这个往往就不能信那个，更要命的是有时候信甲就得背叛乙，至少是向乙撒谎，或刻意隐瞒，这一点让生性耿直、甚至有点执拗的常益兴觉得有点别扭，虽然他多少还有点优柔寡断，有点国文教员的那种情调。他听了那个年轻教员的话，反而劝道：“好了好了，莫谈国事。大家能保住饭碗就不错了。”他很谨慎，生怕这些教员中有一个是县党部背景的人，他乱说话，马上就会有人去报告。尽管他没乱说话，但他走了以后，还是有人向国民党的一个区长报告，说常益兴这个人回到学校没讲什么，对学校没让他再回来教书，也没什么怨言。

当然换句话说常益兴的饭碗等于是丢了，起码他回来想用于掩护真实身份的职业丢了。他从学校出来，好像身上没了遮挡，回江南的那一层表层化的稳定生活没有了，也就是说他的基本生活没有了依靠。那么他又能去依靠谁去呢，他想来想去，心想恐怕也只有依靠组织了，这也叫逼上梁山。以前他还不怎么理解，说受苦人没饭吃，要跟造反，现在想想即使在江南日子过得还可以的人，也会因这样那样的原因最后铁了心搞地下党。铁心就铁心，常益兴想想反正也脱不了干系了，况且自己还是江北那边组织上任命的区长，换句话说，自己的家乡，包括自己混饭碗的那一个闸口小学，从某种意义上都属自己管，一旦革命胜利，这一切就不再是地下的、虚拟的，而会变成公开的现实。

从学校出来他不由自主地踅到江边，那里每天都有从苏北过来的人，他想也许来和他联系的人会从江北派过来，而从江北派过来的人恐怕会派认识他的人。他在渡船码头那儿转来转去，装作接什么人的样子，但是很快他就发现，下船的人都要经过保安大队的盘查，有两个人说话支支吾吾的，立刻被保安队员连推带搡地绑走了。从情况看，形势是越来越吃紧了，江北再派人过来的可能性并不大。常益兴觉得就连码头也不宜多停留，保安队的人见他总也接不到人的样子，难说不怀疑上他。于是他连忙乘人不注意，跳上一辆接送客人的独轮车，淹没在下船的客人中走了。在回东沟村的途中他下了车，他看到王瞎子坐在路边的一块石头上抽烟，心想王瞎子走村串店，可能他知道的事比较多。王瞎子没什么生活来源，有时候就担点麦芽糖卖卖，或者捡点破烂，属于基本群众。

“是益兴啊？”瞎子倒主动跟常益兴招呼。

“你怎么晓得是我的？”常益兴觉得奇怪。

王瞎子喉咙里咕了一下，他抽一种非常差的烟卷，好像是把人家抽剩下的烟屁股拆下来，取出烟丝，再用发黄的报纸卷了抽的那种：“我看得到的。我什么都看得很清楚，他们说我是瞎子，他们才是瞎子，我哪样看不到？你戴个礼帽，穿的短布褂。手上拿本旧书。”

常益兴吓了一大跳，王瞎子说得一点儿也不错。人家都说王瞎子是瞎子，王瞎子自己从来不承认，人家这么说他还跟着追着骂人家。可是他经常走着走着，看不到路上横着一根木桩，摔得鼻青脸肿，自己在那儿连声骂自己“瞎子瞎子”，等于又承认自己是瞎子，有人估摸着有的事情他之所以知道，不是有谁告诉他的，就是他自己瞎猜估。

“杨家的那个丫头又到你家去了，我才看到的。”王瞎子说。

“不要瞎说。”常益兴有点来火。

“是真的，你回来这些天她不是经常到你家去吗？”王瞎子继续说。

“没……没有。”常益兴否认，“你眼睛不好，看错了。”

“这个女人不好，人家都这么说。我这是和你老乡邻了，我这才告诉你。”王瞎子也不和常益兴争杨春哎是不是这几天到常益兴家来过，只是用忠告的口吻对常益兴说。

“怎么不好？”常益兴追问。

“人说她骨头轻。”王瞎子说。

“怎么轻？”常益兴问。

再说下去，王瞎子好像又说不出：“可能是今天跟你明天跟他的。”

“她跟人睡觉？”常益兴问。

“反正长眼睛的人都看见。”瞎子说。

常益兴想说瞎子的眼睛等于是摆设，但没说出口，只是用不以为然的口吻说：“你眼睛又不好，你只落得听人说。”

“不要以为人眼睛不好看不见。”王瞎子敲着担子说，“你的一举一动人都看得清清楚楚，不要以为人不知道。常言说得好‘要得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不要胡说八道。”常益兴见王瞎子越说越像个无赖了。“好了好了，我买你两块糖总好了。不要再说了。”常益兴掏出钱来扔在麦芽糖担子上。

王瞎子照把糖敲给常益兴，但把钱硬塞给常益兴不要。

常益兴回到家，刚进门，就看到杨春哎坐在天井里帮着母亲捡蚕豆种。杨春哎看到常益兴回来了立刻丢下手里的活迎了过来。常益兴有意想避开他，一个人往厢房里去，想不到杨春哎竟跟了进来：“你到江边码头去了？”

“没……没有。”常益兴心里有点慌。

杨春哎盯着常益兴看：“你去了，你去等人吧？”

“不要瞎说。”常益兴更慌了，但脸上还是尽量保持住，不留痕迹，“我有什么人好等？”

“等江北的人来。”杨春哎说。

“我等江北来的人干什么？”常益兴矢口否认，“我去看看有没有新鲜鱼卖。想吃鱼了。”

“不要骗人了。这一带的江早封了哪儿来的鱼卖？”杨春哎说。

“我是想去，后来没去。”常益兴说。

“不要说谎了，有人已经告诉我了。”杨春哎说。

“哪个告诉你的？”常益兴追问。

“王瞎子。”杨春哎说。

“这个死瞎子，他瞎说什么。他又没长眼睛，他怎么看见的？”常益兴愤怒道。

“哪个也逃不过他的眼睛。”杨春哎说，“鬼才知道他是不是真瞎子。”

“他好像什么都看到似的。”常益兴说。

“是啊，我来的时候，他大老远地就和我打招呼。”杨春哎说，“还让我防着你一点。说你说不定是江北派回来的新四军。”

“这个王瞎子，看我不把他的眼睛给挖出来！”常益兴格外忿忿然地说，“看他还瞎说不！”

“是啊是啊。”杨春哎似乎很相信常益兴的话似的，“这种话也好瞎说的呀？要掉脑袋的呀！”

常益兴没再作声，转身到厨房去喝水去了。杨春哎留在厢房里，等杨春哎再到厨房去时，后门开着，常益兴不见了。

常益兴失踪了，就是说他日日不归家，谁来找他也别想找到他，可是有人在其他地方又明明看到他在那儿荡来荡去，好像是在找什么东西。他不咸不淡地和人搭讪，不是问你有没有看到这个人，就是问他有没有看到那个人，别人见他问这个人问那个人，反过来问他你不是东沟的常先生吗？不是说你跑了吗？人到处找你，你倒到处找人。常益兴听了这话赶忙压低了声音：“别作声，难为情哩，差人赌钱哩。”说着说着便抬脚走了，人家再调脸看时，已见不到他人影子了。

他去的那些地方都出过事，或者后来都出过事。有的是茶馆里的一个小伙计，或者饭店里的老板娘，还有肉店里买肉的，都说他们通共。有的抓了去再没见回来，有的抓去关了两天又放回来了。有一段时间在家里谁也找不到常益兴，他却神神秘秘地到茶馆、小饭馆这些人来人往的地方去，去了以后问你问他，后来发现有人注意他，他就干脆不做声，常常是坐在那儿注意听人家说些什么。不过有人看得出来，他的内心好像非常焦躁不安。

其实每天晚上他都回来，除了他的老娘之外，谁也不知道他晚上回来。天很黑的时候，田埂上空无一人，只有他一个人拖着疲惫的身子往东沟村里去，看到人他就躲，跳在墒沟里屏住呼吸一动不动，长袍上全蹭的土，鞋子葳得开了线。碰上车坏了，车上装的粮食杂货，人家在那守一夜等人来，他只好也在墒沟里猫一夜，下半身全都冻僵了。天麻麻亮的时候，才偷个冷空溜走。